现代文学现象。1939年秋至1940年间，桂林文艺界就“文艺上的中国化与大众化”问题，展开了一场讨论。10月26日和28日，全国文协桂林分会连续开了两次座谈会，黄药眠(主持者)、艾芜、鲁彦、孟超等10余人相继发言。11月26日至27日，黄药眠在《救亡日报·文化岗位》发表《文艺上的中国化大众化问题》一文，对座谈会进行总结。同时，艾芜、金槊等人还在《自由中国》、《野草》等刊物撰文发表看法。黄药眠认为，“文艺上的中国化与大众化问题”的提出，就社会原因看，是抗战需要动员千百万人参加，而文艺“正是动员人民的一种利器”；就文艺本身看，则是中国新文艺运动发展的必然趋势。金槊批评中国传统的旧题材的作品不过是“中国的国粹论”，认为只有“用中国主题”，“一切都以现实生活做根据”，而形式上又有创新的作品，才是文艺的中国化(《从现实生活论文艺作品中国化》)。艾芜通过对中国文学史的考察，指出中国化不排斥外国文体，并提出实现中国化的3个准则：“使用大众能懂的口头语”、“写中国故事中国人物”、“尽量接受外国文艺的影响”(《从文艺史实看文艺中国化》)。黄药眠在文章中还论述了中国化与大众化两者的关系，指出：“从本质上说”，“中国化的问题也就是大众化的问题”，假如一个作家能“如实地”反映“最大多数的中国人的生活”，“那么他这个作品一定是中国化的，同时也是大众化的”。讨论中，还涉及到普通话与方言、艺术性与普遍性、推陈与出新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这次讨论，是“左联”时期文艺大众化运动，以及正在开展的文学的民族形式讨论的继续，对抗战文艺运动起了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