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论争。1942年2月17日，何其芳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诗作《叹息三章》。诗中抒写了作者追求革命的赤诚，同时也流露出他在告别旧的生活时的感情。诗作问世后，引起延安文艺界的关注，并在同报展开了一场讨论。6月19日，吴时韵发表《<叹息三章>与<诗三首>读后》，指责何其芳的诗与现实“不能谐调及隔离”，不仅有害，“甚至很危险”，并要求诗人“立即停止这种歌声”。7月2日，金灿然发表《间隔——何诗与吴评》，批评吴时韵的批评“断章取义的对作者加以挑剔与攻击”，“企图将作者向往于光明的地方，一笔抹杀”。同时又将何比作俄国的民粹派，说他“是个在河边徘徊的诗人”，与工农“不能融成一片”，从而从总体上否定了何的抒情诗。7月18日，贾芝撰文指出吴时韵的批评是“断章取义的片面的批评”，“这种批评方法对作者和读者都是有损失的”。认为何其芳诗作的“基调”是“一贯的要求突破自己和不断进步的精神，是对于新的人生——革命的人生底发现和肯定，是他朝着工农大众的队伍里走”。缺点是“由于小资产阶级的幻想，情感，和激动，使作者和现实有了距离”。文章代表读者要求作者“写他自身以外的大众所熟悉的题材”(《略谈何其芳同志的六首诗》)。这是一场含意深广的讨论。经过这场讨论后，何其芳在思考和探索中一度停止了诗歌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