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特定阶段，具体指1966年6月至1976年10月中国大陆发生“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文学运动、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

此间的中国文学，既遭到了以林彪、江青为代表的极左势力的残暴践踏和玷污，同时，也在中国人民为祖国命运决战的时刻出现了“天安门诗歌”那样彪炳千古的灿烂篇章，其内涵，形态、演变过程都是独特而复杂的。

为了理解“文革”时期的文学，首先应注意到“文革”前夕即已出现的3个重要事态，即：1964年江青以毛泽东夫人的特殊身分出来抓所谓“革命样板戏”，于是这些戏就成了“文革”时期文学的“样板”，其“创作经验”——“根本任务”论、“三突出”等就成了不容置疑和突破的政治戒律，此其一;1965年初，江青又以贯彻毛泽东在1963年和1964年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为由，与林彪密谋，炮制了一个鼓吹“黑线专政”论的所谓《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从而为他们在“文革”时期大肆迫害作家、“横扫”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艺作品提供了理论依据，此其二；其三，是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上发表，它因服赝于当时的极左政治路线，采取罗织罪状、无限上纲，力图置被污陷者于死地的办法而受到了江青的支持，为“文革”时期的“大批判”文风开了先河。这一切都清楚地表明了，“文革”时期居于主导地位的文学，由于林彪、江青一伙的控制和利用，从一开始就是作为实现其政治目的的一种特殊手段而存在的。这是它的一个重要特点。

从1966年6月“文革”在全国展开到1971年9月林彪集团政变阴谋破产以前，这一段时间除了“样板戏”以外，几乎所有文学作品都被当做“封、资、修”“毒草”查禁了。林彪垮台后，周恩来曾受命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着手在全国范围内批判极左思潮，恢复正常社会秩序。1972年，在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的名义下，一些省、市的文艺刊物、出版社开始出刊出书，一些电影制片厂准备恢复故事片生产，一些思想倾向比较好的文艺作品，如电影文学剧本《创业》、《海霞》、晋剧《三上桃峰》、湘剧《园丁之歌》、长篇小说《春潮急》、《昨天的战争》等，也都是在这种政治环境略见宽松时开始创作或构思的。但是周恩来批左的主张和恢复正常社会秩序的努力，遭到了江青及其同伙的反对，后经毛泽东裁决，批左变成了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进而演化为“批林批孔”运动。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江青一伙跑出来“抓创作”。1973年，他们首先在上海办了个《朝霞》文学丛刊，针对周恩来批左主张，组织所谓“勇敢的人”写“文化大革命”，大肆鼓吹“造反”、“夺权”之类的极左思潮。《朝霞》丛刊和《金钟长鸣》两辑，就是他们在这方面所做的初步尝试。1974年，他们又办起《朝霞》月刊，大张旗鼓地发起“努力反映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生活”的征文活动，号令全国。流毒全国的《序曲》，就是他们从征文中遴选并加工而成的一个鼓吹极左思潮的作品集。他们采取借古讽今、含沙射影、指桑骂槐等手法，极力把周恩来的恢复正常社会秩序所采取的措旋施蔑为“黑线回潮”、“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凡是在政治斗争中不便于公开说的话，他们就用“文学作品”形式来表达。1976年上半年，当国内政治矛盾进一步激化，演化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时，江青集团又提出了“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的口号，以配合其争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政治阴谋。当时的文化部的电影年度生产计划，36部故事片中有32部是“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主题的。在连篇累牍的各种体裁、题材的“反走资派”作品中，反面人物几乎都是“文革”初期被打倒过、复出后即搞“复辟”的老干部，即所谓“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话剧《盛大的节日》、《千秋业》，电影《反击》、《春苗》、《欢腾的小凉河》，小说《初春的早晨》、《金钟长鸣》、《一篇揭茅盾的报告》、《严峻的日子》、《虹南作战史》、《牛田洋》，诗歌《锁链·铁锤》等，就是这种“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的标本。

在抓创作的同时，江青集团还强化了评论工作。“初澜”、“江天”、“梁效”、“洪广思”、“丁学雷”、“方泽生”、“任犊”、“石一歌”等，都是他们组织的写作班子所使用的笔名。无论是传播极左的文艺政策、推销“样板戏”经验、吹嘘“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还是围剿那些触犯了他们禁忌的理论观点、作家作品，抑或是进行所谓的“评《水浒》”、“研究”鲁迅、《红楼梦》，他们都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卫道士自诩，专横拔扈，唯我独“革”，把一切文学现象都解释成历史上或现实中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以达到其鼓吹“以阶级斗争为纲”、实现由江青之类的“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施行“全面专政”的目的。

在当时那种特定的社会背景下，江青集团确实招徕了不少追随者，其中甚至包括某些曾在现、当代文坛上产生过一定影响的作家、诗人。《金光大道》之类的以反“走资派”为主题、以“三突出”为“特色”的各种体裁、题材的“作品”充斥着1972年以后的报刊杂志、银幕、舞台。不过，由于江青一伙不得人心，其倒行逆施往往在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中就遭到抵制或反对，有时甚至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又由于中国当代文艺历来对政治上的变化就极为敏感，这就使得“文革”时期的文学在江青集团的气焰受到扼制时分化出一种与之相区别或相对立的大文学潮流。具体表现如下：

首先是作家在主题意向上力求摆脱江青集团的左右。当江青集团大肆鼓吹“反映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生活”、“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时，许多作家却把笔触伸到“文革”前的生活领域，写出了《李自成》(第二部，姚雪垠)、《万山红遍》(黎汝清)、《闪闪的红星》(李心田)、《大刀记》(郭澄清)、《沸腾的群山》(李云德)、《昨天的战争》(孟伟哉)、《剑》(杨佩瑾)、《春潮急》(克非)等这样一些长篇小说。有些作品写了“文革”时期的生活，但在主题上却表现了与江青集团所鼓动的极左思潮相悖逆的意向。湘剧《园丁之歌》歌颂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的人民教师，晋剧《三上桃峰》赞扬农村干部的集体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风格，蒋子龙的短篇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塑造了一个大刀阔斧地对企业进行“整顿”的老干部形象。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这些作品对生活还不可能作出严格意义上的现实主义的反映，但是作为一股公开地与“阴谋文艺”相抗衡的创作潮流，却引起了江青集团的不安。他们给《园丁之歌》、《三上桃峰》、《创业》、《海霞》、《机电局长的一天》等扣上种种罪名而加以围剿或压制，就从反面证明了这股创作潮流的价值。

其次是产生了一批当时不能发表但却更具有现实主义真实性的作品。莫应丰的长篇小说《将军吟》、梁斌的长篇小说《翻身记事》和郭小川的政治抒情诗《秋歌》、《团泊洼的秋天》等都是在秘密状态下创作的，作者根本不打算在当时发表而寄希望于明天。张扬的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则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于民间，这是中国文学突破江青集团推行的文化专制主义的又一种方式，虽然张扬因此而备受铁窗之苦达4年之久。

在“文革”时期的文学中，最值得珍视的是在1976年4月北京百万人民在悼念周恩来总理逝世时涌现出来的数以万千计的革命诗文。因为悼念活动在天安门广场自发进行，故称“天安门诗歌运动”。这是遭受极左路线折磨的中国人民借助于文学这一精神武器新开展的一次惊天动地的政治斗争。“文革”中倍受极左政治摧残、奴役、玷污的中国当代文学，到这个时候终于挣脱了极左政治的桎梏，真实而有力地表达出中国人民内心的悲痛、郁愤、期待和憧憬。“天安门诗歌”对江青集团的罪恶进行了义正词严的声讨，为中国历史新时期的到来发出了强有力的呼唤。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它占着光辉的一页。

周扬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4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里论及“天安门诗歌运动”的意义时说：“历史是无情的，也是富于戏剧性的。‘四人帮’篡党夺权首先从文艺战线开刀，人民则用文艺的重锤敲响了他们覆灭的丧钟。”(《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这，也可以说是对“文革”时期文学的两种对立形态及其斗争消长过程的一个精辟的概括。中国新时期文学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起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