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流派。又称“战国派”。40年代出现于国统区。主要成员为聚集在昆明地区的教授学者陈铨、林同济、雷海宗等。由于他们先后在昆明和上海出版综合性杂志《战国策》期刊(1940年4月至1941年7月)，在重庆《大公报》刊行《战国》副刊(1941年12月至1942年7月)，因此得名。该流派以“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为主旨，要求“一切政论及其他文艺哲学作品，不要离此旨”(《本刊启事(代发刊词)》)。为此，他们提出历史循环的观点，把抗战时代看成是“争于力”的“战国时代的重演”。认为“国与国之间谈不到什么正义，什么和平，要的是军事力量的优越，胜利的获得”(陈铨《指环与正义》)。他们“尚力政治”，崇尚“英雄崇拜”和尼采的“权力意志”，服务于独裁统治。他们将法西斯主义理论移用到文艺方面，提出了文艺描写3对象(母题)：“恐怖”、“狂欢”、“虔恪”。“恐怖”指自我濒临“最险暗的深渊”时的心理状态;“狂欢”是自我镇伏“恐怖”后的主观感受;“虔恪”是对“神圣的绝对体”的“严肃屏息崇拜”(林同济《寄语中国艺术人》)。陈铨的剧本《野玫瑰》，就是这种文学思想的形象化表观。剧本把暗中同日伪方面勾搭的女特务，歌颂为从事“惊天动地的事业”的英雄。“战国策”派的理论和创作，得到国民党政府的支持和称赞，同时受到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的抵制和批判。重庆《新华日报》、《群众》，桂林《野草》，延安《解放日报》等报刊，曾刊登许多文章揭露他们的反动实质，批判这股文化逆流。“战国策”派在国统区的活动持续到抗战后期。1944年5月，陈铨创办《民族文学》月刊，发起所谓“民族文学运动”，显然是该派变种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