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文学运动。它是晚清文学革新运动的组成部分。它的最早倡导者，也就是提倡“诗界革命”和“文界革命”的梁启超。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被迫逃亡日本，由政治改良，转而为思想改良希望通过“开通民智”，提高国民的思想素质，进而重新进行政治改良。他所提倡的文学革新运动，特别是其中的小说革新运动，正是他整个思想改良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他在1902年发表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正式提出了“小说界革命”的口号，他说：“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从而正式揭开了小说革新运动的帷幕。

在此前后，梁启超在小说理论和小说实践两方面，双管齐下地展开了倡导工作。在理论方面，他除了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外，早在1898年就发表《译印政治小说序》的论文，又从1903年9月起在《新小说》杂志上开辟“小说丛话”专栏，组织并自撰小说理论文章。在这些文章里，梁启超对小说的社会作用，社会地位、艺术特征、创作方法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中国前所未有的观点，充分论证了中国小说革新的必要性。为小说的革新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在实践方面，梁启超从1898年12月起，开始在《清议报》上刊登日本政治小说《佳人奇遇》，以便为中国小说家提供样板1902年11月，梁启超又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小说专刊《新小说》，并在该刊开创了小说分类的先例，如政治小说、社会小说、历史小说、侦探小说、哲理小说、科学小说。所登小说皆为有别于中国传统小说的新小说，其中不乏著名作品，如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痛史》、《九命奇冤》，颐琐的《黄绣球》，岭南羽衣女士(罗普)的《东欧女豪杰》等。而且从创刊号起支表了梁启超自著的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以示带头之意。

由于梁启超的倡导，加上社会变革和政治变革的需要，一场声势浩大的小说革新运动便开展起来，以致形成了晚清小说空前繁荣的局面。其主要表现是：小说理论文章和著作大量出现，并逐渐运用西方的文学理论和美学思想来研究中国小说史；小说杂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并带动了其他文学期刊和出版社的大量产生，也促进了新闻报纸的文学化；从事小说创作和翻译的人数迅速增加，以致形了我国第一支小说专业作家队伍；数以千计的外国小说被翻译介绍到我国，既为我国作家提供了借鉴，也使我国人民大开眼界；创作小说不仅数量猛增，而且在内容和形式方面都发生了很

大变化，并移植了政治小说、侦探小说、科幻小说等外国小说，丰富了我国小说的内容和形式。晚清小说的这种革新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繁荣局面，不仅对当时的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起过巨大作用，而且也为后来的新文学革命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它的历史意义是十分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