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艺思想斗争中的论点之一。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康生以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为名，把女作家李建彤的长篇小说《刘志丹》打成“为高岗翻案的反党大毒草”。因为小说描写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生活，歌颂了陕北根据地领导人刘志丹的业绩。按照康生等人搞个人崇拜的逻辑，似乎写10年内战的历史，只能歌颂江西革命根据地，只能写瑞金，写井岗山，如果写了陕北，写了照金，写了永宁山，就是宣扬“陕北救中央”，就是与毛泽东创建的井岗山分庭抗礼，就是为高岗翻案。这一诬告引出了毛泽东的批语：“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当时，李建彤的长篇小说《刘志丹》并未出版，还是一个征求意见的样本，只有其中第二卷第一部份在1962年7月28日至8月4日的《工人日报》上连载。毛泽东的批语使得康生更加肆无忌惮地对《刘志丹》大加挞伐。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成立了《刘志丹》专案组，康生任组长。《刘志丹》的作者李建彤和《工人日报》的有关编辑受到审查，全国总工会党组和《工人日报》分党组多次进行检讨。在调查过程中，康生蓄意扩大事态，不仅审查“全总”和《工人日报》，还要审查中宣部。

“文革”开始，康生又通过“群众组织”抛出一堆材料，将这一事件牵涉到党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中宣部、中组部、中监委等许多部门，矛头直接指向一大批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一语变成康生、江青一伙迫害作家的一柄上方宝剑，《保卫延安》、《红旗谱》、《上海的早晨》等一大批作品都被扣上这种罪名而受到围剿。许多人受到残酷迫害粉碎“四人帮”后，这一冤案才得以平反，长篇小说《刘志丹》也得以正式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