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论争。“左联”时期，随着报告文学创作的兴起，文艺界曾就有关的理论问题作了初步的探讨。到了抗战初期，报告文学创作进入了兴盛时期。与此同时，关于报告文学的理论探讨也有了进一步发展，并取得重要的收获。当时，文艺界中一些人呼唤伟大的作品出现，但认为报告文学算不得、也不可能产生伟大作品，王平陵甚至否认报告文学这一品种，认为它只是“有人巧立的一个新名目”(《论报告文学》)。但许多作家则不同意这种观点。茅盾在对报告文学作品进行大力扶植的同时，还撰文指出报告文学并不比小说低一等，“伟大作品也可以是报告文学的杰作”(《不要误解了报告文学》)。他还希望作者们“十二分的熟悉”自己所写的事物，努力克服公式化、概念化的弊病(《公式主义的克服》)。胡风在《论战争期的一个战斗的文艺形式》一文中，阐述了新兴的旅行通讯的文艺形式对报告文学发展的重要意义，并对报告文学创作中的流弊作了批评。周行在《再论抗战文艺创作活动》中，强调报告文学“最中心的任务还是在于正确而迅速的报告事实”，同时指出这一“形式”本身，又“多少限制了其内容表现的深刻性”。罗荪在《谈报告文学》中，从报告文学作者的素质着手，分析了抗战以来报告文学作品的“缺憾”。何其芳的《报告文学纵横谈》，则针对报告文学创作中“以幻想代替真实”和“模仿外国”的“形式主义的倾向”，提出报告文学的“中国化”和“大众化”的问题。以群的《抗战以来的报告文学》和田仲济的《报告文学的产生及其成长》两文，对中国报告文学发展的历史作了系统的考察和论述。有关的重要理论文章，还有曹聚仁的《报告文学论》、胡仲持的《论报告文学》、李广田的《谈报告文学》、周钢鸣的《怎样写报告文学》、刘丰的《报告文学与报告文学者》等。这场大规模的讨论，在中国报告文学发展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