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先秦楚国诗人屈原作品为主体的诗歌(或称为赋)总集。西汉刘向辑。计收入屈原所作《离骚》、《九歌》(共11篇)、《天问》、《九章》(共9篇)、《远游》、《卜居》、《渔父》，宋玉所作《九辨》、《招魂》，旧题景差所作《大招》，旧题贾谊所作《惜誓》，淮南小山所作《招隐士》，东方朔所作《七谏》，严忌所作《哀时命》，王褒所作《九怀》，刘向所作《九叹》。共16部作品。其中部分作品，如《远游》、《卜居》、《渔父》等篇，其作者都有异说。

据《汉书·地理志》：“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楚辞”一词未见于汉以前的典籍，首见于《史记》。如其《酷吏列传》中的《张汤传》就提到“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汉成帝时，刘向校勘典籍，编成《楚辞》一书。本书收入的，是以屈原所作为主体部分，其他作品或是为追思屈原而写，或是承袭了屈原杰构的艺术形式。屈原所作有浓郁的地方色彩，是楚文化的代表，其最出色的一篇是《离骚》，所以后世便称楚辞为“骚体”。《楚辞》是《诗经》问世后最优秀的诗作，它的出现标志着作家文学的出现，屈原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诗人。《诗经》以“国风”影响最突出，所以后世把诗歌又称为“风骚”。

汉代(包括某些后世学者)一般把楚辞称作赋，但楚辞与汉赋的体裁并不相同，它实是《诗经》以后出现的一种新诗体。楚辞的产生，受到楚地巫风盛行的影响，以至有人指出：楚辞是带有巫音色彩的诗歌。其特点是体制比较自由，突破了《诗经》的四言形式，诗句中多用“兮”、“些”等字。

《离骚》是《楚辞》的第一篇，也是最优秀的一篇，以至被称为“离骚经”。诗题旧解为离愁或遭忧，也有人解作牢骚。本篇是屈原的抒怀之作，充满追求理想的浪漫色彩，对中国诗歌影响相当深远。《九歌》是参据民间祭神歌而写的，共11篇：《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除《礼魂》为送神曲，其余每篇各主祀一位神灵。《国殇》为阵亡将士的挽歌，是《九歌》中较有特色的一篇。《天问》由大约170个问题构成，是对上天的质问，其内容相当丰富。《九章》包括9篇作品：《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宋代学者朱熹认为，这些作品是由后人辑为一卷，“非必出于一时之言”。《史记》则认为，《怀沙》为屈原绝笔。《远游》表述了出世求仙的思想，《卜居》写卜问处世之道，《渔父》记述屈原与渔父的问答。以上3篇，现代研究者多认为并非屈原所作。《九辨》是楚人宋玉所作，《楚辞章句》认为是悲悼屈原的。《招魂》旧题宋玉作，所招为屈原之魂；后世学者也有认为是屈原所作。《大招》或说是景差所作(一说系屈原所作)，略同于《招魂》。《惜誓》旧题贾谊作，但疑不确。全篇代屈原抒感，以第一人称写成。《招隐士》一般认为是汉代淮南小山作，《文选》题为淮南王刘安作。是后世“招隐诗”之祖。《七谏》为汉代东方朔作，为吊屈原之辞，分为7章：“初放”、“沉江”、“怨世”、“怨思”、“自悲”、“哀命”、“谬谏”。《哀时命》为汉代严忌(即庄忌)所作，是哀悼屈原的作品。《九怀》为汉代王褒所作，是追思屈原之辞，分为9章：“匡机”、“通路”、“危俊”、“昭世”、“尊嘉”、“蓄英”、“思忠”、“陶壅”、“株昭”。《九叹》为汉代刘向所作，系追思屈原之辞，分为9章：“逢纷”、“离世”、“怨思”、“远逝”、“惜贤”、“忧苦”、“愍命”、“思古”、“远游”。刘向以后的各种《楚辞》注本，收入的篇章不一。如东汉王逸《楚辞章句》除以上16部之外增入自己写的《九思》；宋代朱熹《楚辞集注》则删去《七谏》等4篇，增入贾谊所作的两篇；明末清初王夫之《楚辞通释》删去《招隐士》以后的作品，补有《山中楚辞》4篇、江淹《爱远山》、王夫之自撰《九昭》。

自刘向辑成《楚辞》，主要的注释本有：东汉王逸《楚辞章句》17卷，宋代洪兴祖《楚辞补注》17卷(附“考异”1卷)，朱熹《楚辞集注》8卷(附“辨证”2卷，“后语”6卷)，明代汪瑗《楚辞集解》8卷(附“蒙引”2卷，“考异”1卷)，王夫之《楚辞通释》14卷，清代林云铭《楚辞灯》4卷，蒋骥《山带阁注楚辞》6卷(附“余论”2卷，“说韵”1卷)，屈复《楚辞新注》8卷，戴震《屈原赋注》7卷(附“通释”2卷，“音义”3卷)等。今人所著则有姜亮夫《屈原赋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刘永济《屈赋通笺》(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谭介甫《屈赋新编》(中华书局，1978年)，游国恩主编《离骚纂义》(中华书局，1980年)、《天问纂义》(中华书局，1982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