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11届3中全会以来，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期。人们习惯于把这10多年的文学称为新时期文学。

以“四·五”天安门革命诗歌为序幕，粉碎“四人帮”后文学便迅速复甦，其后在党的正确路线政策和思想解放运动的导引和推动下，很快走向空前的繁荣。10多年来文学发展的最重要的特征是：1.文学的审美本性被普遍承认，它不再被认为从属于政治、必须为政治服务，而在自身对现实的多层次多方位的反映与表现中因具体题材、主题、视角的不同，各种作品实现各有偏重的多种社会效应;2、文学门类日益发展完备，艺术文学与通俗文学、成人文学与儿童文学，传统的诗歌、散文、小说、戏剧，边缘性的影视文学、科幻文艺、纪实文学(包括报告文学、人物传记)等均有空前蓬勃的发展;3.审美心态与创作模式从一元走向多元，先是恢复和发扬现实主义传统，随着文化开放，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读者的审美理想与情趣，作家的创作方法与风格都明显呈现多元的选择;4、全国各地区各民族都成长起有特色的互补的创作活跃的作家群体，如京津作家群、上海和吴越作家群、齐鲁作家群、湘黔作家群、内蒙作家群、西藏作家群，等等，数量激增，新人辈出，显示了作家队伍的空前强大的创作生产力。

新时期文学中最先复苏的是诗歌。欢庆十月胜利的欢歌和次年1月悼念老一辈革命家的悲歌，构成诗歌的第一次浪潮。其后诗又为改革擂起了进军的鼓点，加入对历史的深沉的反思。贺敬之的《中国的十月》、李瑛的《一月的哀思》、白桦的《珍珠》、艾青的《光的赞歌》、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骆耕野的《不满》等便属这阶段诗歌的有影响之作。以舒婷、顾城等为代表的“朦胧诗”的崛起，为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中国诗坛带来一股新的诗风。“具体细节鲜明，整体意象朦胧”的此种诗，象舒婷的《呵，母亲》、《致橡树》，顾城的《眨眼》、《弧线》，均以其含蓄朦胧的意象中深含哲理的闪光而吸引读者。“朦胧诗派”中的江河、杨炼后来致力于现代史诗的创造，江河的《纪念碑》和组诗《太阳和他的反光》，杨炼的《沉思》和组诗《敦煌》便代表他们把历史与现实、抒情与哲理融为一体的现代东方抒情史诗的努力。而梁小斌则成为突出的“意象派”，《雪白的墙》、《中国，我的钥匙丢了》是他的成名作。此外，王小妮、徐敬亚、李小雨、叶延滨等也都为“朦胧诗”、为潮涌的新诗潮作出自己的贡献。这时期活跃于诗坛的中老年诗人也成就显著。其中“七月派”诗人绿原、牛汉、曾卓、彭燕郊、鲁黎，《九叶集》作者王辛笛、曹辛之、郑敏、陈敬容、唐祈以及1957年被迫离开诗坛的公刘、梁南、赵恺、林希等，都写出不少好诗。在全国诗歌评奖中获奖的作者还有张志民、邵燕祥、流沙河、黄永玉、胡昭、傅天琳、晓雪、邹荻帆、刘湛秋、昌耀以及杨牧、雁翼、叶文福、边国政、林子等也都以自己独具特色的诗作显示了实绩。近几年诗坛更涌现“新生代”，流派蜂起，旗帜各异，从“非非主义”、“整体主义”到“城市生活流”不下数十种，充分体现了年轻诗人创作心态的活跃和尚欠成熟的探索。

小说是这时期文学成就最突出的品类。70年代末，以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掀起“伤痕文学”的浪潮，使短篇小说风靡一时。80年代初谌容的《人到中年》、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王蒙的《蝴蝶》等，又使“反思文学”进入高潮，从此中篇小说崛起，成为小说领域最受读者欢迎的样式。其后，长篇小说的创作也渐趋繁荣，特别是80年代后期，几乎所有成名的小说家都先后转向长篇的创作。魏巍的《东方》、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二部，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莫应丰的《将军吟》、李国文的《冬天里的春天》、古华的《芙蓉镇》、李準的《黄河东流去》、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刘心武的《钟鼓楼》先后荣获茅盾文学奖，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显示了长篇创作的初绩。近年更有王蒙的《活动变人形》、贾平凹的《浮躁》等获得好评的作品。这时期成绩显著的重要小说家还有以写乡土风情见长的刘绍棠、汪曾祺、贾平凹，以写城市文化著称的陆文夫、冯骥才、邓友梅，以兼具艺术功力与创新意识著名的王蒙、宗璞，以善写“大墙文学”知名的张贤亮、丛维熙，以“改革文学”推动现实的蒋子龙、柯云路，以写知识青年为主的张抗抗、王安忆、孔捷生、张承志、陈建功、梁晓声，聚合于“寻根文学”旗帜下的阿城、郑万隆、李杭育、韩少功，以写历史题材饶有成绩的凌力、蒋和森、杨书案、吴因易，执着耕耘革命历史题材的冯德英、杨佩瑾，为工矿战线图写画卷的程树臻、焦祖尧，为军事文学作出新贡献的刘白羽、魏巍、徐怀中、王愿坚、刘亚洲、朱春雨、莫言、朱苏进、乔良，在艺术探索上表现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趋向的张辛欣、刘索拉、残雪、扎西达娃、郑义、张炜、马原，此外，还有夫妇作家温小钰、汪浙成和达理，以及才华初露的黄蓓佳、周梅森、铁凝、李晓、方方、刘恒、余华、谢友鄞等许多小说新秀，他们都以自己丰富的小说创作，为新时期的文学增添了光彩。

这时期戏剧创作也有长足发展。揭批“四人帮”，歌颂“老革命”，曾是戏剧复苏的基本题材，苏叔阳的《丹心谱》、宗福先的《于无声处》和白桦的《曙光》、丁一三的《陈毅出山》、沙叶新的《陈毅市长》、集体创作的《西安事变》是初期有影响的代表作。而描写历史生活方面，曹禺的《王昭君》、陈白尘的《大风歌》、颜海平的《秦王李世民》等带动历史剧创作的热潮。反映现实改革方面，赵梓雄的《未来在召唤》、邢益勋的《权与法》、崔德志的《报春花》则开风气之先。其后上述两方面的剧作都纷纷问世。1980年以后，戏剧创作题材和主题更为多样化，新作家不断涌现。在发扬现实主义传统、师法老舍京味话剧作出贡献的有苏叔阳的《左邻右舍》、李龙云的《小井胡同》诸剧。而着意吸取西方现代戏剧观念与方法，致力探索创新的则有高行健的《绝对信号》、《野人》，刘树纲的《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马中骏、贾鸿源的《屋外有热流》、《路》等。这时期比较重要的剧作家还有致力于婚姻伦理问题探讨的白峰溪，代表作是《明月初照人》，以《灰色王国的黎明》而知名又写出《哥儿们折腾记》等系列反映现实改革的中杰英，擅长写农民以《狗儿爷涅槃》登上剧坛的刘锦云以及漠雁、田芬、王正、梁秉坤、李杰、张莉莉等，也都取得一定成就。但比较起来，由于影视艺术的强大竞争，舞台艺术产生危机，使戏剧创作的繁荣不能不受到影响，近年更有落坡现象。

在散文中，报告文学的勃兴是这时期引人瞩目的现象。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等报道科学家的系列，名噪一时，为读者广为注目；而黄宗英、柯岩、理由、陈祖芬、李玲修等作家题材广泛的报告文学，更以讲究文学性受到读者欢迎。其后这领域出现了张辛欣、桑晔的《北京人》这样的“口述实录文学”，为纪实文学推波助澜。近年文坛更兴起宏观性的社会问题报告文学，开创一种夹叙夹议，兼具抒情与哲理、词锋犀利、雄踞俯视的文体，如麦天枢的《西部在移民》、李延国的《走出神农架》、贾鲁生的《第二渠道》、胡平、张胜友的《世界大串连》等，这方面的著名作家还有张镇、赵瑜。抒情叙事散文在这时期也数量丰富，题材多样。巴金的《随想录》以真诚的忏悔意识受到推崇。其他如丁宁的《冰花集》、吴泰昌的《艺文轶话》、杨绛的《干校六记》、荒煤的《荒野中的地火》、刘白羽的《芳草集》、黄秋耘的《往事并不如烟》以及孙犁、秦牧、袁鹰、姜德明、赵丽宏、陈慧瑛、曹照华等众多新老作家的创作，也以文笔优美，各具韵味而见称。散文诗领域则郭风与刘再复成就突出，于玲珑构想中兼寓抒情与睿思。杂文界的活跃作家也为数甚多，其中邵燕祥的《忧乐百篇》、牧惠的《湖滨拾翠》、蓝翎的《金台集》、冯英子的《相照集》、林放的《未晚谈》、曾敏之的《观海录》等集，堪称重要收获。

新时期的儿童文学创作也有显著成就。圣野、樊发稼、高洪波等的儿童诗，刘厚明、任大霖、杲向真、任大星等的儿童小说，葛翠林、洪汛涛、孙幼军等的童话故事，都很受小读者欢迎。老作家冰心、严文井、贺宜、包蕾、金近等这时期仍十分关注儿童文学创作，各有新作问世。在科幻文艺方面，成就突出的作家则有《飞向人马座》的作者郑文光、《小灵通漫游未来》的作者叶永烈以及刘后一、童恩正等。

80年代以来通俗文学有极大发展，虽多粗制滥造的庸俗之作，但也产生不少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较好作品，如柳溪的《大盗燕子李三传奇》、《金璧辉外传》、冯育楠的《津门大侠霍元甲》、杨大群的《关东大侠》、宋梧刚的《东方大侠》等。

理论批评在这时期文学发展中起了有力的促进作用。它揭露和批判了理论上的左倾错误和庸俗社会学，拨乱反正；还深入地探讨了文学本质规律的一系列问题，如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形象思维、典型创造与现实主义、文学的真实性、主体性和人道主义、人性等。周扬、陈荒煤、张光年、冯牧、洁泯、朱寨等老一辈文艺理论家外，还涌现了大批中青年文艺理论工作者，以不同的思考角度与知识结构参与了这时期文艺理论的建设和对作家作品的评论。其中刘再复、谢冕、阎纲、刘锡诚、缪俊杰、李子云、陈丹晨、张炯、何西来、顾骧、雷达、曾镇南、潘旭澜、李元洛、张韧等中年评论家均出版了多种著作，新秀吴亮、黄子平、季红真等的评论也有较为广泛的影响。著名的美学家朱光潜、黄药眠、蔡仪、李泽厚、蒋孔阳、高尔太及现代文学研究家严家炎、钱谷融等，也不同程度地参与这时期的文艺理论批评，为一些重要问题的探讨作出自己的贡献。

综观新时期文学，由于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得以全方位面向世界，多方吸收当代各国文学新成就的长处，在思想解放、人道主义精神昂扬的文化氛围中，它的迅猛发展和多方面超越于过去，初步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格局，乃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新中国作家经历几十年曲折后走向成熟的表现。这时期文学的突出成就除了创作主体性的高扬，创新探索意识强烈，使作品的艺术个性普遍加强，题材、主题、文体和风格日益多样化外，对人物形象的刻画尤有明显的突破：不但注意描写人的共性与个性、自然性与社会性，而且注意描写人的显意识与潜意识，各种人物复杂而丰富的内心世界都得到比较充分的揭示，概念化、公式化、简单化的人物形象明显减少。但是消极的传统文化积淀的泛起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也使这时期文学不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平庸之作固存在，思想倾向欠健康、审美趣味低下的作品也不少。这在总体上充分肯定这时期的文学成就时，也是应当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