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论争。30年代前后，中国作家大部分集中在以北京为中心的几个北方城市和以上海为中心的几个南方城市。在上海的有左翼文学家群，有戴望舒、路易士等“现代”诗人群，有以刘呐鸥，穆时英等为代表的“新感觉派”作家群，还有张资平、胡寄尘、周瘦鹃、包天笑、张恨水等通俗小说作家群。北方文坛则以《水星》、《文学季刊》、《文学杂志》和天津《大公报·文艺》为阵地，活跃着一批北方青年作家，如沈从文、废名、凌叔华、芦焚、林徽因、萧乾、何其芳、卞之琳、朱光潜、李广田、李健吾等，成为当时北方文坛的代表作家。作家的这种地域分布，以及当时政治、文化、经济的各种差异，终于导致现代文学史上的“京派”和“海派”之争。

1933年10月，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上发表了《文学者的态度》一文，批评了文坛上的自吹互捧，“力图出名”，写作态度不严肃等不良风气。杜衡立即在《现代》上发表题为《文人在上海》一文，批评沈从文的文章，并为“海派”辩护。针对杜衡的指责，沈从文于1934年1月又写了《论“海派”》一文，认为“海派”是“‘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批评上海文坛的作家“投机取巧”，“见风使舵”和“感情主义的左倾”。这场争论很快引起京、沪文坛关注。鲁迅在2月3日《申报·自由谈》上发表题为《“京派”与“海派”》一文，认为“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文中将沈从文归入“官的帮闲”的“京派”文人。2月21 日，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发表《关于海派》一文，表示讨论已与自己想“从积极方面来消灭这种与恶势力相呼应的海派风气”的愿望相违背，宣布放弃这种论争。但是，由于对问题的具体理解的分歧和态度的不同，接着又在关于国民党推行的禁书政策方面，在关于文坛论争中的辱骂与恐吓问题上，在关于对待幽默、闲适小品文的态度上，以及关于“差不多”等问题上不同程度和不同形式地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