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籍里及生平不详）明嘉靖时起流行之长篇白话小说《三国志演义》之署名作者。嘉靖元年（1522）刊白话长篇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二十四卷署“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首弘治七年（1494）庸愚子（蒋大器）序亦直称作者为“东原罗贯中”；又嘉靖二十七年建阳叶逢春刊《新刊通俗演义三国志史传》十卷署“东原罗本贯中编次”。后明清刊《三国志演义》数十种刊本，不论繁本﹑简本，皆署“罗贯中”之名。又，嘉靖间刊白话长篇小说《忠义水浒传》二十卷一百回本残本﹑万历十七年（1589）天都外臣序刊本《忠义水浒传》一百回﹑万历三十八年容与堂刊《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一百回本署“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另，万历间金陵世德堂刊《三遂平妖传》二十卷题“东原罗贯中编次”，万历四十七年金阊龚绍山刊《隋唐两朝志传》署“东原贯中罗本编辑”，明末刊《残唐五代史演义传》八卷六十回署“贯中罗本编辑”，明末钱塘王慎脩刊《平妖传》四卷二十回署“东原罗贯中编次”。由以上明刊诸小说之题署，知“罗贯中”为嘉靖后开始广泛流传之《三国志演义》等长篇白话小说之署名作者，惟未知实有其人抑或书坊之托名。现存明初佚名抄本《录鬼簿续编》记元末明初有戏曲作家“罗贯中”云：“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各天一方。至正甲辰（1364）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并著录其杂剧《风云会》﹑《蜚虎子》﹑《连环谏》，现仅《风云会》存于明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近世论者或以为此“罗贯中”即以上《三国志演义》等长篇白话小说署名之“罗贯中”，然《录鬼簿续编》并无“罗贯中”创作小说之记载，且以上署名“罗贯中”之诸白话小说均刊行于明中叶以后，无由证实所署“罗贯中”与《录鬼簿续编》所记“罗贯中”为一人也。考明嘉靖后广泛流传之白话长篇小说《三国志演义》实为“世代累积”之作品。唐宋以来，汉末三国故事，包括大量异闻传说开始借助民间说唱进入叙事文学领域。据载，北宋汴梁勾栏瓦肆中已出现 “说三分”专家霍四究（《东京梦华录》卷五），元代更有记录“讲史”故事大概，或据“讲史”撰写之小说读本，如元代刊行并保存至今之《三国志平话》（另本题《三分事略》）。而参预“三国故事”积累者不仅有“讲史”艺人，还有院本﹑杂剧作者（据记载，金元至明初之“三国戏”有六十余种，全本传世者尚有二十余种）。由《三国志平话》可以看出“讲史”艺人和小说文本作者不过是将“三国”当作讲述故事之时间断限﹑描述人物﹑事件之策略。嘉靖刊《三国志通俗演义》虽然较《三国志平话》之故事更切近史实，但所说“史实”仍然只不过是历史之大致轮廊﹑主要人物和事件。如核之《三国志》﹑《资治通鉴》等史书，则《通俗演义》不仅有大量变更事件人物和情节上添枝加叶﹑踵事增华之现象，更有不少史传不载，实际上源于民间说唱之故事情节。特别是《通俗演义》中很多人物实际已迥异于史传人物本来面貌，如诸葛亮﹑关羽等更是高度理想化﹑超人式之英雄。因此，尽管《通俗演义》作者在素材上兼取“史传”与“讲史”，但就其艺术思维来说，实宗祧于“讲史”。无论从继承还是从本身来说，明清流行之《三国志演义》虽有不同版本，却都不同程度地重在一种精神传达而非史实之复述，其本质上不同于后世以写实为基础之历史小说。在漫长之成书过程中，《三国志演义》实际凝聚了晋唐以来中国社会广大民众之历史观﹑伦理观和价值观，反映着社会不同阶层﹑不同人群观念意识之融汇和折衷──不仅集中了下层民众之愿望，也反映了知识阶层之政治理想和功利观念，符合统治者利益之“天命”观念和正统﹑秩序思想在书中也得到强调，这正是数百年来《三国志演义》为社会不同阶层﹑不同人群所接受，亦为统治者所容纳和利用之原因。准是而言，《三国志演义》之思想内容﹑文化精神与中国传统之“经典文化”既有联系又有差异，尤其是在继承传统“经典文化”意识之同时，又对传统道德伦理观念进行了重新阐释，如《三国志演义》也谈“忠孝节义”，也讲“仁义礼智信”，但与儒家经典，特别与宋元以来在思想文化中占据主流地位之宋﹑明理学所讲就既有相合又有很大差别。在中国古代小说中，还没有一部作品能像《三国志演义》这样在数百年民族精神生活中产生过如此超出自身艺术成就之巨大社会影响。在戏曲﹑曲艺和其他艺术和非艺术传播形式簇拥下，通过数百年广泛传播，《三国志演义》之人物形象与精神意象实际已经渗入到了中国社会各个层次和精神文化生活各个方面，在这个意义上，《三国志演义》可以被视为代表一定历史时期我们民族精神文化之“经典”。虽然由于缺乏确切材料，我们无法准确知道《三国志演义》写定者之籍里生平，甚至其最后写定《三国志演义》之时间也很模糊，但即使是有了以往的积累，如果没有这位写定者之天才创造﹑最后完成，我们也不可能有《三国志演义》这一伟大作品，在这个意义上，《三国志演义》写定者无疑是一位杰出小说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