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运动。是一场以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为旗帜的文学革命运动，又称“五四”新文学运动。

晚清梁启超、黄遵宪等曾倡导“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等文学革新运动，提出“兴白话而废文言”等口号。这场运动虽未进行到底，却为“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作了先导。清末民初，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西方的科学与民主思潮汹涌而入。接着，俄国_卜月革命又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这些思潮的影响下，中国文化界掀起了一场以彻底反封建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和思想启蒙运动，又兴起了一场“五四”文学革命运动。

1915年，陈独秀于《新青年》上发表复张永言的信中，指出“吾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是年，胡适在美国同少数留学生围绕“文学革命”问题展开论争，并于1916年10月在给陈独秀的信中首先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和文学革命“须从八事入手”的主张。1916年李大钊在((<晨钟>之使命》一文中，指出“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这些酝酿与交流是文学革命发动的最初的思想信息。

1917年初，《新青年》连续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这是倡导文学革命的正式宣言，是“五四”文学革命运动真正发生的标志。前者是胡适关于文学革命。须从八事入手”的具体化和系统化。提出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烂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语俗字；并提出白话文学应为中国文学之正宗。这是“五四”文学革命第一个发难的信号，正式拉开了文学革命的帷幕。后者给胡适的主张以声援和支持，并勇敢地高张起“文学革命军”的大旗，明确地提出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翻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臼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日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水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这“三大主义”有破有立，从内容与形式的结合上指明了文学革命的战斗目标和建设任务，实际上成为文学革命的纲领和宣言。在这两篇文章的鼓动下，文学革命运动随着文化思想启蒙运动的发展而蓬勃兴起，响应“文学革命”号召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从而使“五四”新文学运动初具规模。钱玄同在给《新青年》编者的信中最早表示“绝对赞同”，并最早批判“选学妖孽”和“桐城谬种”；刘半农发表了《我之文学改良观》，提出了“造新韵”和“以今语作曲”之说；傅斯年发表了《文学革新申议》等文，说明以白话取代文言、以新文学代替旧文学符合新陈代谢的规律。1918年4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是一年多来讨论文学革命的一篇总结，它进一步提出了“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建设新文学的10字“宗旨”，这是有意识地把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结合起来的指导纲领。与文学理论主张的倡导相配合，胡适、刘半农、沈尹默等从诗歌领域开始了以白话写作新诗的尝试，促进了文学革命运动的深入。

1918年5月，鲁迅发表了显示文学革命实绩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同月《新青年》全部改用白话；接着周作人发表了《人的文学》、《思想革命》、《平民文学》等文，自觉地把文化思想启蒙运动引进文学领域。随着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不仅新文化运动同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平民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各种新思潮得到广泛传播；而且文学革命运动也由着重于理论倡导推进到一个全面发展的新阶段。致力于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相继创刊的有《每周评论》、《新潮》、《晨报副刊》、《湘江评论》、《星期评论》、《民国日报·觉悟》、《建设》、《少年中国》、《解放与改造》、《人道》等，特别是1921年出现了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两个纯文学团体，更壮大了“五四”文学革命运动的声威。对文学革命理论的探讨，其重心由文学形式移向文学内容，使文学主张带上更为鲜明的反封建色彩和人道主义倾向，形成了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为主体的多元的文学思想取向。陈独秀于1919年初写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更高地举起以科学与民主为武器彻底反对封建文学的大旗；鲁迅提出了文学革命“改良思想，是第一事”(《渡河与引路》)的重要论断；周作人积极倡导建立在人道主义思想上的“人的文学”观和平民文学观；李大钊所主张的新文学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必须具备“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优美的文艺，博爱的精神”(《什么是新文学》)；文学研究会提倡为人生的文学，沈雁冰既倡导写实主义、自然主义，又主张象征主义、新浪漫主义，创造社倡导为艺术的文学，郭沫若、郁达夫等既提倡生命文学观，又主张表现自我的浪漫主义。在多元的文学观念的引导下，文学创作有了新发展；鲁迅、冰心、叶绍钧、郁达夫等的小说，郭沫若、刘半农、刘大白、康白情等的新诗，鲁迅、李大钊等的杂文，周作人、朱自清等的散文小品，胡适、田汉等的话剧，都是文学革命这棵大树上结出的最早的果实，呈现出一些迥异于旧文学的崭新特色。

“五四”文学革命运动虽然存在明显的历史局限性，但它是我国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学大革命。它使文学从理论主张到创作实践、从内容到形式、从创作主体到读者主体，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它从整体上宣告了封建时代文学的终结，新民主主义时代文学的开始，并为中国新文学沿着现代化的道路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