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现象。新歌剧问题，提出于抗战爆发之后，旧剧改革深入之际。1940年6月，焦菊隐在桂林《新中国戏剧》发表长文《论新歌剧》，指出：“歌剧是一篇用音乐写成的戏”，其要素“第一是戏剧的意识，第二是叙述的机能，第三是音乐的力量”，其中音乐是“决定了歌剧的成败”的“命脉”。他认为中国的旧戏不是歌剧，故“不可能”以旧剧的形式去创造新歌剧；重要的是“创造新中国音乐”，其途径则是“利用西乐，使西洋音乐民族化”。1941年1月，桂林新音乐社曾就此问题进行座谈讨论，但反响不大。嗣后，重庆上演歌剧《秋子》，演剧7队接着在桂林演出《农村曲》、《生产三部曲》和《新年大合唱》等3个短歌剧，在文艺界产生较热烈的反响。1943年7月，桂林《艺丛》辟“关于新歌剧”专栏，集中刊登了田汉、熊佛西、徐迟、安娥、孟超、吴荻舟等人的讨论文章。田汉赞同焦菊隐的观点，认为“由模仿而创造，由对新事物的研究学习而达到民族性的自觉与中国作风的完成”，才是中国歌剧建设的道路(《新歌剧问题》)。孟超认为，创造新歌剧要作“多方面的尝试”，要注意“中国单音字的特点”，要吸收抗战后“从生活的提炼中发展出演剧艺术的新的形式”，要正确接受“西洋歌剧的经验”，特别要把握住“歌剧的本质”(《新歌剧发展的路向》)。吴荻舟指出：我们今天所要的新歌剧，“是要创造在形式上内容上都是现在中国的东西”(《新歌剧工作的理论与实践》)。这次讨论，对新歌剧的理论建设具有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