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现象。1940年11月2日，全国“文协”桂林分会举行座谈会，就“戏剧的民族形式问题”进行讨论。座谈纪要发表在桂林《戏剧春秋》第1卷第2期上，同期还发表易庸(廖沫沙)的《戏剧的民族形式问题》一文。欧阳予倩指出，民族形式的原则是“中国的”、“现代的”和“大众的”，“‘中国的’绝对不是传统的，而必须是‘现代的’，随着时代变动的！‘大众的’，是通俗的，但并不是‘俗恶’的”，“也不是低级趣味的”。宋云彬补充说，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大众的东西还给大众”。夏衍认为，民族形式就是“以现代中国大众生活所有的东西作为内容，以现代中国大众所喜爱、所理解的形式作为形式”；由于“中国大众是不断地进步着的”，故“形式也将随之而变化”。至于戏剧的民族形式，易庸认为不单是“旧戏与新戏的问题，利用旧剧形式并不能算做民族形式的全部道路”。绀弩也反对“其笨无比的旧瓶装新酒的办法”，他认为，重要的还是改造旧剧的内容。黄药眠说，“旧瓶装新酒，在创作方法上是讲不通的”。宋云彬进一步认为，“旧瓶装新酒，固然要不得，新瓶装旧酒，尤其要注意，要警戒”。夏衍则尖锐地指出，要注意新的文艺形式表现旧题材的动向，“象上海最近拍的什么《目莲救母》，也可以说是新瓶装旧酒”，甚至可说装的是“毒酒”。这次讨论，对促进戏剧创作，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