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小说理论文章。天僇生(王钟麒)著。初刊于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十五日(1907年12月19日)《月月小说》第11号(期)。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1960年3月中华书局出版)、黄霖和韩同文编《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下册(1985年5月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陈平原和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1989年3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均收有此文。

此文是近代小说理论中专门总结中国传统小说的重要论文之一，而且发表较早。作者从宏观的角度，以高度概括的语言，对中国数千年的小说史进行了论述。

这篇文章探讨了我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历史过程，勾勒了“数千年小说界之沿革”的大致轮廓。文章认为：“自黄帝藏书于小酉之山，是为小说之起点。此后数千年，作者代兴，其体亦屡变。晰而言之，则记事之体盛于唐”，“杂记之体兴于宋”，“戏剧之体昌于元”，“章回、弹词之体行于明、清”。这种概括并不完全正确，尤其仍将戏剧和弹词与小说混为一谈，说明作者并未摆脱传统看法。但作者试图从宏观角度总结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历史，并把中国古代小说概括为4个发展阶段，在当时也频为难得。

其次，此文对我国古代小说的内容作了高度概括，认为不外3类：“一曰愤政治之压制”，“二曰痛社会之混浊”，“三曰哀婚姻之不自由”。这3条可以归结为一点，即反对封建专制，追求自由幸福。如此概括我国古代小说并不准确，但它反映了作者强烈的民主思想，在当时起过发聋振聩的作用。

又其次，作者对当时小说界崇洋媚外的民族虚无主义进行了批判，对我国传统小说予以充分肯定。他认为，一味推崇外国小说，犹如“执他人之药方，以治己之病，其合焉者寡矣”；何况从事外国小说翻译者“大抵实行拜金主义，苟焉为之”，因而效果更差。他明确指出：“吾谓吾国之作小说者，皆贤人君子，穷而在下，有所不能言、不敢言，而又不忍不言者，则姑婉笃诡谲言之。”并进一步将西洋小说与中国小说加以对比：“西人小说所言者举一人一事，而吾国小说所言者率数人数事，此吾国小说界之足以自豪者也。”这种观点与当时流行的观点针锋相对，虽然不无偏颇，但反映了作者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这对纠正一概否定中国小说的观点起过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