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前期最有影响的词学流派。产生于康熙前期，风靡于康、雍、乾三朝。该派作家龚翔麟为标榜宗派而选刻《浙西六家词》，因集中朱彝尊、龚翔麟、李良年、李符、沈岸登、沈皞日6人具属浙西籍，故名“浙西派”。

朱彝尊是浙西派开山之祖，论词主张“以雅为尚”(《乐府雅词跋》)，并进一步要求“善言词者，假闺房儿女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陈纬云《红盐词序》)，在醇雅的审美趣味中加入寄兴托意的内容。以雅正论词，本是宋代格律派词人的共同倾向，张炎在《词源》中即提出“清空”、“雅正”、“醇厚”作为词的审美标准。但朱彝尊崇尚醇雅，则是针对元明以来深受《草堂诗余》、《花间集》影响的淫靡、粗率词风而言;“以孤技自拔于流俗”(《孟彦林词序》)的姿态，来矫正“陈言秽语，俗气熏入骨髓”，“强作解事。均与乐章未谐”(《词综发凡》)的创作逆流。其理论反映出生活在文网严密之下的汉族文士，以“清真雅正”的艺术趣味来迴避现实、全身远祸的矛盾心态。由“醇雅”的艺术标准出发，朱彝尊论词宗法南宋，推尊姜(夔)、张(炎)，一改明末云间派重北宋、轻南宋的陈说，认为“世人言词，必称北宋，，然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姜尧章氏最为杰出”(《词综发凡》)，并自称自己的词作“不师秦七，不师黄九，倚新声玉田差近”(《自题选集》)。他编选的《词综》，体现了他的理论主张。如果说朱彝尊仍未完全摆脱“词则宜于宴嬉逸乐”(《紫云词序》)的“小道”观念，那么，浙西派另一位理论家汪森则明确提出推尊词体的主张。他在《词综序》中，批驳“诗降为词”的“诗余”说，在醇雅说的理论基础上，力求为词争得与诗同等重要的独立地位。

朱、汪之后，在理论上为浙西词派作出贡献的还有厉鹗、王昶、吴锡麟和郭麐等人。厉鹗作为朱彝尊之后的浙西派盟主，对醇雅说提供了新的内容。首先，在矫正了只把“雅”理解为“句琢字练”、“咀宫含商”的形式主义倾向，把雅词类比于《诗经》三体之一的“雅”，提出“远而文、淡而秀，缠绵不失其正”(《群雅集序》)的思想要求，比朱彝尊“通于《离骚》、变雅之义”的主张更进了一步。其次，他以“清”为醇雅的艺术境界，认为“托兴”清远、具有“深窈空凉之旨”的格高韵逸之作，才是“雅人之能事”(《群雅集序》)。厉鹗对浙西派有大张宗风之功，但由于他生活中缺乏真正的感兴，因而除个别“感时赋物”之作间有兴亡之感外，创作上并未摆脱整个浙派作品形式工丽而内容沉厚不足的弊病；而理论上变本加厉地标榜宗派，更把浙西词引上狭窄浮浅、死守藩篱的道路。

生活在乾、嘉时期的郭麐，深感浙西词派的衰微与浙派末流的空疏饾饤，故能跳出“雅”、“俗”、“正”、“变”的狭窄圈子，从较广泛的视野上研究词学与词境的审美特点。他仿司空图而作《词品》十二则，将“高超”、“雄放”、“奇丽”、“秾艳”等风格与意境兼取并收，突破独标醇雅的审美趣味。郭麐对浙西词派的补救，客观上构成对该派理论的自赎，反映了浙西派理论构架的解体。

总之，浙西词派作为清代前期词坛的正宗，多因循而少创新，缺乏重大的理论成就，但它为重振元明以来衰颓词风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推动了清代300年的“词学中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