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文体改革运动。近代白话文运动是文化领域(包括文学)中的一次文体变革运动。它从始至终以开民智为宗旨，围绕由文言变白话，逐步开展起来。黄遵宪在1887年提出“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日本国志·学术志二》)，开启了文体改革的先声。同年，梁启超写《<蒙学报><演义报>合叙》，认为“日本之变法，赖俚歌与小说之力”。把通俗诗歌和人们喜欢的小说，看成是启迪民智。推动日本变法的有力武器。他曾对人说：“俗语文体之流行，实文学进步之最大关键也，各国皆尔，吾中国亦应有然。”(楚卿《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将文体的改革提到了议事日程。与此同时，陈荣衮写《俗话说》，从普及教育观点着眼，重点阐述了语言的“俗”和“雅”的问题。指出要普及教育，提高人的文化素质，必须把“人人不晓之话”，变为“人人共晓之话”。1898年，裘廷梁发表《白话为维新之本》，系统地论述了“文言之为害”与白话之八大益处，号召“禁白话，废文言”，提倡一切教科书“皆用白话编辑”。1900年，陈荣衮又写《论报章宜改用浅说》，主张报纸也必须改用白话。裘、陈提倡白话的文章，对推动文体改革起了很大作用。从此开始出现白话报，如《无锡白话报》、《杭州白话报》、《伊犂白话报》、《正宗爱国报》等，由新闻到评论，全部用白话。报纸改用白话，对散文文体的变革影响很大。林纾说：“忆庚子客杭州，林万里、汪叔明创为白话日报，余为作白话道情，颇行一时。”(《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梁启超的散文，黄遵宪的诗，都向通俗易懂的白话化方向努力。秋瑾、邹容、陈天华、黄为基的散文，尤接近于白话，或完全白话化了。近代小说的白话化，比散文和诗歌更为明显。

近代白话文运动兴起后，陈独秀和胡适深受影响。1905年前后，陈独秀在芜湖办《安徽俗话报》，胡适在上海办《竞业旬报》，二人并发表白话文作品，皆是受近代白话文运动思潮影响的结果，为他们后来倡导文学改革奠定了基础。可见“五四”新文化运动，与近代的白话文运动具有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