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创作方法之一。这个创作口号，是1958年中国开展“大跃进”运动中提出来的。这年3月，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在其讲话中号召搜集“大跃进”中的新民歌，并对中国新诗发展的道路表示了如下意见：“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歌，内容应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对立的统一。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了。”同年6月，《红旗》创刊号发表周扬《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文中传达了毛泽东上述意见的精神，将之概括为“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结合”，要求成为中国全体文艺工作者共同奋斗的方向。接着，郭沫若在《红旗》上发表专题文章《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从文学理论和文学历史上论证它是科学的概括，正确的主张。由此，这个口号在中国文艺界展开了广泛持久的讨论，讨论中一致肯定它是根据当前时代的特点和要求、概括了全部文学历史经验的最好的创作方法。1960年召开第三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会上总结讨论意见，对它作了进一步的肯定：“我们今天所提倡的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结合，批判地继承和综合了过去文学艺术中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优良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上将两者结合起来，形成为一种完全新的艺术方法。”林默涵在《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旗帜》里，指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特征“主要的包括三个方面：第一，要看到和反映生活中的新生的、革命的、有生命力的事物；第二、作者对这种事物要有高度的热情；第三，因此作品就能具有高度的强烈的鼓舞力量。”《文艺报》1960年第1期《社论》中谈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方法时，认为它“就是共产主义者的革命精神和求实精神的结合，共产主义者的伟大理想和对于现实的深刻认识的结合在文学艺术上的体现；它要求文学艺术不只是描写现实的发展过程，并且是推动现实的发展过程；不只是刻画人的性格和心灵，并且影响人的性格和心灵；不只是正确地反映今天，并且热情地展望明天”。从那时起，它就一直被作为中国文学艺术的最好的创作方法来大力提倡。

1979年，随着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贯彻，开始有人就这一口号长时期来实践的状况和出现的问题，对它提出质疑。自此对这个口号便有了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坚持并重申原来的一些基本看法，认为实践中出现的问题都是由外来原因造成，对它本身不应怀疑，因而仍然应当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一种不是唯一但是较好的创作方法继续提倡。一种意见则认为，它是当年与“大跃进”运动相一致的左倾思潮的产物，从理论上说，文学艺术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并非直接就是现实和理想，在文学史上，它们也从未作为两种方法达到过互相结合，要求形成为一种统一的创作方法更有违事物的质的规定性，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正是它自身的这种不科学性的必然结果；因此不应继续提倡。至今，中国文艺界对这个口号尚未取得统一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