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言短篇小说集。蒲松龄撰。《聊斋志异》主要成书于蒲松龄20至40岁之间，嗣后又经长时间的修改补充、润色加工，为作者毕生“殚精竭虑”之作。初藏于家，无力梓行。但作品强大的艺术生命力，吸引着广大读者，“人竟传写，远迩借求”。留下各种传抄本。乾隆三十一年(1766)浙江严州太守赵起杲刊行刻本，世称“青柯亭本”，收文431篇，析为16卷，篇目虽不全，但文字校定，正误纠讹，尚称精审。书前“弁言”、“例言”，说明了翻刻的缘由、经过，所据底本及文字上校正更定情况；所附余集“序”揭示此书创作动机，借谈狐说鬼，抒写作者对现实的“愤懑”、“愁思”，所见特深，对读者颇有启迪。次年又有“删繁就简，分门别类”的王金范选辑本。福建又有李时宪刻本。道光五年(1825)至十九年间，又分别出现吕湛恩、何垠两家注释本，吕注严谨详赡，错误较少；何注略嫌芜杂舛误。《聊斋志异》评批，有最早的王士禛到后来的冯镇峦、何守奇、但明伦诸家，各有警策精审意见，亦不无附会陈腐之辞，要在读者善于分析思考，批判吸收。清朝末叶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夕止，《聊斋志异》“流播海内，几于家有其书”(陆以湉《冷庐杂识》)。各地书肆纷纷镌版印书牟利，各种版本纷呈杂出，其基础不出青柯亭本另加诸家注释、评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东北土改中发现蒲松龄《聊斋志异》手稿本，存文203篇，上有作者过录的王士禛评语。文学古籍刊行社曾于1955年影印出版。197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又影印出版了乾隆十六年(1751)《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12卷，列目488篇，但其中14篇无文，实存文474篇，亦有王士禛评语。1963年发现另一种24卷抄本《聊斋志异》，其底本当是作者另一稿本，并参照其他抄本作了校对、复核。共收文474篇(《王桂庵》、《寄生》合为一篇)。此本与铸雪斋抄本是目前最完整的两种早期抄本，连同上半部手稿本，都对研究《聊斋志异》具有重要价值。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年出版张友鹤辑校的《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收文491篇，附录9篇，分12卷，采录宏赡。但据赵刻青柯亭本“例言”及《梦阑琐笔》等有关记载推测，“三会”本所收500篇，亦非完整，蒲氏创作《聊斋志异》原稿可能在600篇以上。

《聊斋志异》题材来自多方面：一是汲取民间故事传闻，进行创作；二是由朋友书面或口头提供素材，进行改写、加工；三是作者根据长期生活体验、观察世态人情，精心构思创作。此外还有关于自然灾异的记实文字，如《夏雪》、《地震》、《水灾》等。

《聊斋志异》借谈狐说鬼，通过对荒诞怪异、神奇幻化世界的描写，反映人类社会现实生活，抒写“孤愤”。题材内容丰富多采，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揭露封建统治的黑暗残暴，鞭挞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种种罪行，同情被压迫人民的苦难生活，歌颂他们的反抗斗争。例如《梦狼》、《席方平》、《冤狱》、《向杲》、《田七郎》、《促织》等。《席方平》写东平良民席廉被豪绅羊氏鬼贿赂阴司，酷虐榜掠致死，其子席方平魂赴冥间，代父报仇雪冤，由城隍层层上告到郡司、冥王。阴司官官相护，冥王反怪席方平多事，酷刑肆虐。历尽艰辛，席方平终于获胜。其中二郎神的判词由冥王、郡司、城隍，一直骂到隶役、豪富，是蒲松龄讨伐封建贪官污吏的一通义正词严的檄文。蒲松龄的讽刺批判并不停留在封建社会的基层政治上，而且直接触及了上层统治集团，包括皇帝。《促织》、《王成》、《聂政》、《天宫》等都是例证。《促织》一开始就写出由于皇帝后妃们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尚促织(蟋蟀)之戏”，“岁征民间”；地方官吏，借机贪污，“科敛丁口”，贡一头蟋蟀，“辄荡数家之产”。接着通过主人公成名一家进贡蟋蟀前后遭遇变化的典型事例，揭示出小说的深刻寓意。最后更于篇末的“异史氏曰”中画龙点睛地突出主题：“天子偶用一物，未必不过此已忘；而奉行者即当定例。加以官贪吏虐，民日贴妇卖儿，更无休止。故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不可忽也。”

在鞭挞官府豪绅欺压善良人民的同时，作者也描写、歌颂了被压迫人民的反抗斗争。如《田七郎》中猎夫田七郎的杀身代友报仇，《红玉》中虬髯客的除暴安良，都是例证。作品除安排曲折离奇的情节构思表现主题外，更于篇末“异史氏曰”的评论，透露出强烈的爱憎分明的感情，类似题材在《续黄粱》、《梦狼》诸篇中有更集中而惊心动魄的反映。《续黄粱》写某贪官解任，途遇“强盗”，裂眦宣称：“我辈皆被害冤民，只乞得佞贼头，无他索取。”《梦狼》则写“寇”杀贪暴不仁的县令及其心腹前，明告：“我等之来，为一邑之民泄冤愤耳。”

揭露科举制度的弊端是聊斋故事的另一重要内容。《三生》、《考弊司》、《司文郎》、《于去恶》、《贾奉雉》、《叶生》、《王子安》等都是蒲松龄精心构思而创作出来的有关这类题材的名篇。这些作品，或深刻揭露主试官的贪赃枉法，颟顸无能，“衡文取士，黜佳才而进凡庸”(《三生》)，或讽刺官僚地主纨袴子弟视读书为“猎取功名”的敲门砖，“门既开，则弃去”(《于去恶》)；多侧面描绘那些不学无术、凭借权势夤缘得中的鄙夫形象，如《司文郎》中的余杭生，《辛十四娘》中楚银台公子等。对由于封建科举制度腐蚀薰陶而形成的士子间种种劣根性与畸形心态，以及浇薄社会风气与世态人情，也不遗余力地予以嘲讽、揶揄。与此同时，作者对那批具有真才实学而于科举仕途被摈弃的士子，则以充满同情的笔触写出他们的不幸和悲愤，为他们发出不平之鸣，如《叶生》中叶生、《司文郎》中王生、《于去恶》中陶圣俞等。

揭露，抨击封建婚姻制度的不合理，反映当时青年男女追求真诚爱情的愿望和行动，是《聊斋志异》的又一重大题材。“以为异类有情，或者尚堪晤对”(余集《序》)，正是作者创作本书的主旨所在。这方面的短篇非但数量多，而且情节曲折多变，生动引人，语言摇曳多姿，构成本书最精彩部分。除写人与人恋爱的《侠女》、《阿宝》、《陈云栖》、《瑞云》、《青娥》、《王桂庵》、《胭脂》等著名短篇外，有写人狐之恋(如《娇娜》、《青凤》)、人鬼之恋(如《林四娘》、《连城》)、人神之恋(如《翩翩》、《云萝公主》)等。此外题材也涉及人与鸟(《竹青》、《阿英》、《惠芳》)、鼠(《阿纤》)、白鲤(《白秋练》)、獐(《花姑子》)、蜂(《莲花公主》、《绿衣女》)，以及人与花(《香玉》、《葛巾》、《荷花三娘子》)等自然界的动植物。作者以人类社会现实生活为背景，展开了神灵、鬼、狐、花鸟、精怪等异类恋情的描绘，更多的是正直痴情的青年书生和鬼狐花鸟化身的美丽热情少女一见倾心，情投意合，为达到共同生活目的，不怕违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敢于夜奔，私托，愿意身殉，情死。这些短篇中出现的女主人公往往秀外而慧中，不但年轻美貌，而且品质纯净，不羡“贵官”“绮纨”，不畏豪门权势，对爱情忠诚、专一，“百折不磨，之死靡他”(《鸦头》)。

作者于歌颂青年男女反封建礼教的叛逆性格同时，也毫不容情地揭露了那些始乱终弃、玩弄女性的男子的行径，例如《窦氏》写晋阳地主南三复奸污、摧残农家少女，终遭冥谴;《武孝廉》、《云翠仙》则分别鞭挞了男人忘恩负义、始乱终弃的行径。作者也不遗余力地揭露批判了那些阻挠、破坏真诚爱情的封建势力，不管来自家族、社会或官府。

关于《聊斋志异》中是否有民族意识、反清情绪问题，长期存在争论。认为有这方面内容的主要根据是书中一些短篇，如《罗刹海市》、《三朝元老》、《公孙九娘》、《野狗》、《胡氏》、《花神》等，以及诗文集中一些有关文章、诗篇；另外，也考虑到本书创作时的社会背景，印证当时特别是后阶段的文字狱；还排比对照、分析研究各种版本、特别是“青柯亭本”与底本篇目与文字的异同。自从发现上半部手稿本及“铸雪斋抄本”后，这方面论据更显得充分，因为上述抄本《花神》原题均作《绛妃》，显系赵刻“青柯亭本”时有意迴避而更改的。朱、绛同义，明、妃连绵，“绛妃”很自然会令人联系到“朱明”。反对者则认为根据各短篇内容，作者只是作为封建社会一般性问题进行批判，而不是“从反对异族统治的特殊角度而提出”，并指责对方为“索隐”、“猜谜”。

《聊斋志异》的研究工作开端甚早，甚至可以推溯到该书创作过程，蒲松龄同时代的文人学者、亲戚朋友在传阅部分手稿的同时，纷纷赋诗填词、作序、题跋，乃至下按加批，考订传闻异同，评论创作风格。其中象王士禛的评语、唐豹岩的“序”，对今日研究工作仍有参考价值。至乾隆三十一年赵起杲刊行青柯亭版本时所做大量订定篇目、考订讹误、起“倒”加“弁”等工作，厥功甚伟。其后，吕湛恩、何垠的各注释本，冯镇峦、何守奇、但明伦各评论本相继问世，这些是否属于通常意义的研究范畴，虽尚可讨论，但它们或旁征博引，指明典故成语来源出处，诠释名物典章，或剖析作品构思立意，探幽抉微，帮助读者理解原文，毫无疑问为研究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此外，评论《聊斋志异》创作整体或某一短篇、某一问题一鳞半爪的文字记载还很多。如采衡子《虫鸣漫录》、陆以湉《冷庐杂识》、俞樾《春在堂随笔》、邹韬《三借庐笔谈》、易宗夔《新世说》等均是。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评论到《聊斋志异》的文字虽不多，但能总结前人评价得失，阐明作者创作动机，指出该书影响之巨大、深远，概括面广，针对性强，为《聊斋志异》研究工作开创了新局面。

随着《聊斋志异》上半部手稿本的发现、出版，以及学术界对文学遗产研究整理、批判吸收工作的逐步开展，对《聊斋志异》及其作者蒲松龄研究也日趋活跃，有关专著陆续出版。50年代有何满子《蒲松龄与聊斋志异》(上海出版公司，1955)、杨柳《聊斋志异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58)、杨仁恺《聊斋志异原稿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58)。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年出版路大荒整理的《蒲松龄集》。1980年齐鲁书社出版了同作者编的《蒲松龄年谱》。此后，陆续出版了《聊斋艺术谈》(雷群明，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人鬼狐妖的艺术世界》(李厚基、韩海明，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蒲松龄评传》(马瑞芳，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袁世硕，齐鲁书社，1987)等。至于各地报刊发表的有关《聊斋志异》及其作者的论文就更多了。

台湾省由台湾中华书局先后出版了刘阶平的《聊斋词集选注》(1970)、《聊斋编年诗集选注》(1974)、《聊斋文集选注》(1975)；由学生书局出版了同一作者《蒲留仙传》(1970)；台湾商务印书馆则于1980年出版了张景樵的《聊斋志异原稿考证》。

1980年秋，山东淄博市淄博宾馆举行蒲松龄著作学术讨论会，决定成立全国性蒲学学会，并于山东大学成立蒲松龄研究室，编辑《蒲松龄研究集刊》，每年一辑，由齐鲁书社出版，目前已出多辑。

《聊斋志异》问世后，为中国短篇小说界开一新纪元，读者耳目为之一新，此后数百年间仿效《聊斋志异》的创作有如雨后春笋，多得不胜枚举。例如袁牧的《子不语》、沈起凤的《谐铎》、满洲和邦额的《夜谭随录》、浩歌子的《萤窗异草》、邹韬的《浇愁集》、忝余裔孙的《巢蛣杂记》等。另外，如王士禛的《池北偶谈》，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乐钧的《耳食录》，许秋垞的《闻见异辞》，王韬的《遁窟谰言》、《松隐漫录》、《松滨琐话》，宣鼎的《夜雨秋灯录》，金捧阊的《客窗偶笔》，梁恭辰的《池上草堂笔记》，许奉恩的《里乘》，俞樾的《右台仙馆笔记》、《耳邮》等，尽管谈不上抒写“孤愤”，但创作手法上不同程度地受到《聊斋志异》的影响，却是无可否定的事实。

近几年，有关《聊斋志异》的选注本、白话本、连环画、评书等更成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读物。其中部分脍炙人口的短篇还被改编成电影、电视、歌剧、芭蕾舞剧，或被改编成各大剧种的剧目，包括京剧、评剧、越剧、川剧、吕剧、柳子戏等。

《聊斋志异》故事也风靡世界，历久不衰，成为各国读者了解中国封建社会一幅图画，从而被推崇为汉语世界的《天方夜谭》，并且泽及异邦。日本明治十六年出版菊池三溪《本朝虞初新志》一书就是摹仿《聊斋志异》而创作的。前野直彬的《蒲松龄传》也于1976年由日本秋山书店出版。19世纪以来，其中部分短篇就被各国汉学家译成英、俄、法等语种出版。目前已有20来个国家翻译并出版了《聊斋志异》，语种包括英、法、德、俄、意大利、西班牙等文字；地域除上述大国外，还包括斯堪的纳维亚的瑞典、挪威，东欧的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亚洲的日本、朝鲜、越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