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文学家。一名潜，字元亮。浔阳柴桑(江西九江)人。出身世代官僚家庭。曾祖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祖父和父亲也都做过太守、县令一类的官。外祖父孟嘉是东晋名士，作过征西大将军桓温的长史。陶渊明曾在《命子》诗中颂扬其曾祖父：“功遂辞归，临宠不忒，孰谓斯心，近而可得”；又赞其父：“淡焉虚止，寄迹风云，冥滋愠喜”；又称其外祖父“行不苟合，言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饮，逾多不乱。至于任怀得意，融然远寄，傍若无人”(《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从这些赞美之辞中，可以看出家庭环境对于陶渊明性格的影响，陶氏至陶渊明时，已家道中衰。父亲早死，使陶渊明少年时代就处于生活贫困之中。所以颜延之说他“少而贫病，居无仆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给”(《陶征士诔》)，但他因着良好的家庭教育，博览群书，读庄老，习六经。而且兴趣广泛，或性爱丘山，或志托江海。至29岁，迫于“亲老家贫”，出仕谋生，起为江州祭酒。但因“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后州召为主簿，不就。家居五六年，以躬耕自给。后一度曾为荆州刺史桓玄的属官。晋安帝元兴三年(404)，为刘裕镇军参军。义熙元年(405)，转为刘敬宣建威参军。同年出任彭泽令。居官80余日，即辞官回家，归隐山林。其《归去来兮辞》自述原因是“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实际上是因为他“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于是乎“深愧平生之志”，其《与子俨等疏》亦自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所以他才决心归隐乡里，以遂平生之志。正如诗人的朋友颜延之《陶征士诔》所说：“使为彭泽令，道不偶物，弃官从好。”陶渊明归田之初，家有僮仆，虽躬自耕作，闲暇较多，且无饥寒之虞。后家遭大火，宅舍尽毁，生活日益贫困，以至饥寒而乞食。但这并未能动摇他的归隐决心。义熙末年，朝廷曾征召他为著作郎，被他拒绝。宋文帝元嘉三年(426)，他已贫病交加，困卧在床，此时，江州刺史檀道济亲自来看他，并劝说：“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回答：“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仍拒不出仕。檀道济馈以粱肉，也被他挥而去之。可见其决心之大。在农村，他与农民有朴素的交往，还与周续之、刘遗民有来往，人称“浔阳三隐”。并一度与东晋高僧慧远结成方外之交。颜延之为江州刺史刘柳的功曹时，与他过往甚密，经常同游共饮，感情颇深。但他始终固守本性，坚持归隐达20余年。就在他拒绝檀道济的劝说的次年冬天，终于在贫病交加中去世。

陶渊明的作品，今存诗歌100多篇，辞赋、散文不足10篇，都具有较丰富的思想内容和很高的艺术成就。他性格耿介，不随世浮沉，诗中常借秋菊、青松、孤云等物像，表现自己傲岸的品格和高洁的志趣。如《和郭主簿》中的芳菊，《饮酒》其八中的青松以及《咏贫士》中的孤云，都是诗人高洁志趣的象征。他虽然远离尘嚣，归隐山村，但心系人生，常对污浊的现实表示强烈的不满。如在《饮酒》20首中，借着“醉人”的语言，或指斥社会上是非颠倒，毁誉雷同(第6首)，或鄙夷世俗的虚伪和狡诈(第12、19首)，或揭露政治的黑暗(第17首)，或唾弃颓败的士风(第20首)，等等。他的田园诗，如代表作《归园田居》5首、《饮酒》20首、《桃花源诗》等，更集中表现了他对现实的厌恶和对田园山村的挚爱之情。其中，既有与老农“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归园田居》其二)的纯朴交往，有“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归园田居》其三)的躬自劳作，又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其五)的逸兴和“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移居》其一)的乐趣。同时也还有“不言春作苦，常恐负所怀”(《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的思索和迷惘。他的诗，歌颂劳动，呼唤平等，向往自然，表现了浩渺无际的人生意绪，在艺术上也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他并不是随意撷取田园生活的景象，而是把那些最能引起共鸣、最富典型特征的物象摄取到诗歌当中，在那些平凡到几乎有点琐碎的素材中，创造出一种冲默平和、淳朴自然的境界，使人在潜移默化中油然唤起一种亲切感、崇高感。因此，看似平凡的田园诗，却极富内蕴，极有意境，达到相当高的艺术境界，具有耐人咀嚼的艺术魅力。苏轼所谓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与苏辙书》)，正是指此。陶诗总体风格平和冲淡，而内养真醇，在平淡之中涵濡着深湛的内蕴。语言朴素，善用白描手法，仿佛一切均从胸中自然流淌出来，不见一点斧斫痕迹。所以宋人陈师道曾说，陶渊明不是在写诗，而是“写其胸中之妙耳”(《后山诗话》)。陶渊明用生命去实践，用心血去写诗，以其卓越的风格和深远的影响，开创了中国田园诗一派。

陶渊明今存辞赋、散文不多，但几乎篇篇可诵。《闲情赋》写追求爱情的一系列幻想，另具一番面貌，被萧统《陶渊明集序》说成是“白璧微瑕”。唐人司空图也说：“不疑陶令是狂生，作赋其如有定情”(《白菊》)。《感士不遇赋》为没路文士抒写愤懑，在在显示出其自身的心性。至于《归去来兮辞》，则是他告别官场、归隐山村的一篇宣言，被欧阳修赞为“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篇而已”。他的散文，一篇《桃花源记》，享誉千古;《五柳先生传》，则是自身形象的鲜明写照。这些文字，几乎篇篇有辞情，字字有个性。其思想感情，志趣爱好，一一跃然纸上，如在目前。

陶渊明的诗文，在南朝并不受重视。刘勰《文心雕龙》只字未提到他，钟嵘《诗品》也只列在中品。萧统算是重视他的了，自称“素爱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时”(《陶渊明集序》)，所以亲自为他编定了文集，给予充分肯定；但在所编《文选》中，也只选录了他的8首诗和1篇文章。直到唐代，陶渊明才开始受到广泛重视。李白、杜甫、白居易、高适等诗人，都曾写下热情歌颂陶渊明的诗句，推崇其人品、气节和诗文。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等人都模仿他的诗风，开创了唐代的山水田园诗派。北宋以后，陶渊明地位愈高。苏轼追和其诗歌达100余首。而据洪迈《容斋随笔》卷3记载，北宋“建中靖国间，东坡和《归去来》初至京师，其门下宾客从而和者数十人，皆自谓得意也，陶渊明纷然一日满人目前矣”。可谓盛况空前。元明清三代，注陶，评陶之风大开，各种注、评本络绎而出，几可与注杜(甫)评杜(甫)相比美。可以说，陶渊明以其卓越的人品和超凡的诗品，沾溉并熏染了唐以后1千多年来文人士大夫的精神和灵魂。陶渊明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

萧统编的《陶渊明诗》8卷已散佚。其后北齐阳休之曾编成10卷本《陶潜集》，也已散佚。北宋以后，各种刊刻本逐渐多起来。比较主要的有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10卷、陶澍注《靖节先生集》10卷等。近人古直有《陶靖节诗笺》。今人逯钦立又整理出《陶渊明集》，有中华书局1979年铅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