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对《诗经》的考证、注释及研究。历代对《诗经》的研究，大体可分为6个阶段。

一、先秦。此时期对于“诗三百篇”的传习是相当普遍的。在春秋中叶以前，诗三百篇往往被统治者用来在某种场合表达自己的愿望和态度。如《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记载：晋侯为了一个叛臣，把卫侯囚押起来。后来齐、郑两国国君到晋国说情，郑子展赋《将仲子》，此诗中有“人之多言，亦可畏也”。子展赋此，意思是说晋侯囚押卫侯虽然有理由，但“人言可畏”。于是晋侯就答应释放卫侯。这种“赋诗言志”，完全是一种断章取义的方法。正因为《诗》在政治和外交上都有重要作用，所以贵族士大夫都要学会运用《诗》的本领，但这种学习和研究，不是把诗当作文学作品，而是当作一种在特定场合下表达意愿的工具。春秋中叶以后，诸子百家也很注意对诗三百篇的传习，如《墨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在论述其学说时也往往引用《诗经》，《庄子》有时也发表关于《诗》的议论。不过诸子对《诗经》的传习究竟不象儒家那样重视，那样系统。儒家创始人孔子是非常重视《诗经》的，他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对《诗经》的社会作用，在孔子之前还没有人提出过这样明确的看法。由此也可以看出，孔子是企图把《诗经》与教化联系在一起的，把《诗经》用于教化是从孔门开始的。自孔子以后，儒家就形成了一种“温柔敦厚”的诗教(《礼记·经解》)。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明确地把《诗经》视为“王道”的产物(参见《孟子·离娄下》)。到荀子更进一步把诗三百篇列为经书(见《荀子·劝学》)。先秦儒家解释《诗经》往往是穿凿附会，其目的是把《诗经》和封建教条联系起来，进行封建教化。

二、两汉至唐。汉代传授《诗经》的有鲁、齐、韩、毛四家。鲁、齐、韩三家是今文经，《毛诗》是古文经。今文《诗经》盛于西汉，古文《毛诗》盛于东汉。三家诗先后亡佚：《齐诗》亡于三国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亡于宋，现仅存《韩诗外传》;《毛诗》流传至今。《毛诗》与三家诗在字、释方面虽有不同之处，但有一点是完全相同的，即他们都不是把诗三百篇当作文学作品去研究，而是把它当作经，所以多半歪曲了诗歌的原意，用封建道德观点去解释。当然，他们在章句训诂方面的成就，是应予肯定的。两汉时期流传下来的研究《诗经》重要著作有三种，即《毛传》、《郑笺》、《毛诗序》。在毛、郑之后，三国、两晋、南北朝有许多人撰写过阐发毛、郑之义的著作，但多已失传。到了唐代，孔颖达作《毛诗正义》，这部注疏集结了唐以前《毛诗》的各家学说，很受后人重视。《四库全书总目》说它“融贯群言，包罗古义”。

三、宋、元、明。宋代对《诗经》的研究出现了两派，一派推崇《毛诗》，一派怀疑、攻击《毛诗》。宋代一般学者企图冲破汉学的藩篱，于是对《毛诗序》提出了怀疑。欧阳修作《诗本义》是为攻《序》的先锋；继之有郑樵的《诗辨妄》与程大昌的《诗论》；迨朱熹的《诗序辨说》与《诗集传》一出，《毛诗》的传统就发生了动摇。崇《毛诗》者有吕祖谦的《吕氏家塾读书记》和严粲的《诗缉》，其声势远不如废《序》说的声势浩大。整个宋代以废《序》说为主流。朱熹虽为攻《序》名家，但对具体诗篇的解说，有许多是承袭汉人观点的。到元、明两代，对《诗经》的研究，仍是《诗集传》的天下，著述多沿朱熹之说。何楷《诗经世本古义》问世后，折衷毛、朱之说者渐多。

四、清代。汉学复兴，大家竞相研究古文经，排斥宋学的空疏，在这方面研究《诗经》的论著甚多，以陈启源《毛诗稽古编》、胡承珙《毛诗后笺》、陈奂《诗毛氏传疏》、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为代表。清代对三家诗的辑佚、研究也颇有成绩，代表著作有陈乔枞的《三家诗遗说考》、魏源的《诗古微》、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等。在清代有两部著作应予特别重视，即姚际恒的《诗经通论》和方玉润的《诗经原始》。《诗经通论》最主要的特色就是把《诗经》当作文学作品来研究，着重于对诗篇主题的探讨，而不是章句训诂。《诗经原始》多采用姚际恒的说法，但也有新意，特别是对诗篇文学特色的评析，颇有可取之处。

五、“五四”运动以后的30年。在“五四”以后的一段时期内，在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唯心的治学方法影响下，有一些学者对《诗经》的研究热衷于繁琐的考证，顾颉刚编的《古史辨》第3册中所收的几十篇文章，表现得尤为突出。与此同时，国故派维护《诗经》研究的旧传统，崇奉《毛诗序》、《毛传》的解释，谢无量的《诗经研究》是其代表。“十月革命”以后，马列主义传到中国，有的学者受新思想的影响，开始以新的观点批判《毛诗序》及旧注对《诗经》的歪曲，努力恢复《诗经》的本来面目，如鲁迅的《汉文学史纲要》，郑振铎的《读毛诗序》(载1927年《小说月报》的《中国文学研究专号》)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的《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之反映》，此文虽系对古代社会形态的研究，但它确实是中国以马列主义观点研究《诗经》的开端。在这一阶段中，对《诗经》训诂有成就者，有闻一多的《风诗类钞》、《诗经通义》、《诗经新义》等。这一阶段也开始了对《诗经》的今译，如郭沫若有《卷耳集》。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这一时期对《诗经》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更新的阶段，论著甚多：一是散见于各报刊杂志的研究论文。二是专著，如张西堂《诗经六论》、程俊英《诗经漫话》、金开诚《诗经》。三是对《诗经》的注释讲解，如余冠英《诗经选》和高亨《诗经今注》、陈子展《诗经直解》、袁梅《诗经释注》等。四是《诗经》今译，如金启华《国风今译》、杨任之《诗经今译今注》等。五是各种《中国文学史》著作中对《诗经》的论述。这些论著大都能初步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马列主义文艺理论来研究《诗经》，其中虽然对某些问题持有不同的意见，学术上有论争，但都能给人以很大的启迪，有利于深入地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