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词话著作。6卷，附拾遗1卷。杨慎撰。此书内容丰富，范围广泛，在明代词学批评中占有重要地位。杨慎本人擅长词曲，有《升庵长短句》、《陶情乐府》传世，所作重在写怀抒愤，而不以绮丽为尚，一时传诵人口。他论词不拘泥于婉约派的传统观点，既肯定柳永、秦观、周邦彦、姜夔等人，也对苏轼、辛弃疾的词作大加赞赏。他推许李清照的词“亦称冠绝，使在衣冠，当与秦七、黄九争雄，不独雄于闺阁也”；并引张端义《贵耳集》中的话称其“皆以寻常言语，度入音律，炼句精巧则易，平淡入妙者难”；然后根据自己的体会，谓前人所说“以故为新，以俗为雅者，易安先得之矣”。这准确道出了漱玉词的语言特点。对辛弃疾词作的基本特征，杨慎也把握得十分准确，称其“乃是把做古文手段寓之于词”，“自非脱落故常者，未易闯其堂奥”。他不满于世人唯学周邦彦、姜夔，而以苏轼、辛弃疾的词为“词诗”、“词论”的倾向，说“曲者曲也，固当以委曲为体。然徒狃于风情婉娈，则亦易厌。回视稼轩所作，岂非万古一清风哉”。他如评陆游“纤丽处似淮海，雄慨处似东坡”，评张孝祥“骏发蹈厉，寓以诗人句法”等等，都能切中肯綮。

《词品》还用了大量篇幅探讨词的起源、词调的缘起等问题。杨慎认为词起于唐人，而六朝已滥觞，列举陶弘景《寒夜怨》，陆琼《饮酒乐》，梁武帝《江南弄》等，力证其时“填词之体已具”，至晚唐五代花间、南唐之词，“则其体大备矣”。他注意词同诗歌的关系，也注意音律声韵上的区别，认为“填词平仄及断句皆定数，而词人语意所到，时有参差”，句法虽不同，而字数不少，“妙在歌者上下纵横取协尔”。这种不拘泥于句法，注重情意表达的言论也确属独到的看法。唐代以后，诗人皆守沈约声韵，杨慎却认为沈韵“未必悉合声律”，“著作填词，自可通变”。此外，《词品》还对个别词句作了大量的考订辨证工作。

现今通行的《词品》，较完整的版本有王幼安校点本及唐圭璋《词话丛编》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