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评论文。胡秋原作。刊载于1931年12月25日《文化评论》创刊号。文章认为急进的资产阶级艺术家不忍文艺为庸俗市民所玷污，提出了“艺术至上”、“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这种倾向起于艺术家与其环境的不调和，所以由憎恶现实而回避现实，自闭于艺术之宫中。随着资产阶级社会破绽的日益暴露，他们又要求艺术成为改良社会的工具之一，因而提出“为人生而艺术”。从此两派争论不休。其实这种论争是徒劳的。“艺术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生活之表现、认识和批评。伟大的艺术，尽了表现批评之能事，那就为了艺术，同时也为了人生。”在资产阶级颓废而阶级斗争尖锐的时代，急进的社会主义者与极端的反动主义者都要求功利的艺术。中国的所谓民族文艺是法西斯主义文学，是比所谓颓废派下流万倍的东西。

文章还认为“艺术是思想感情之形象的表现，而艺术之价值，则视其所含蓄的思想感情之高下而定。所以，伟大的艺术，都具有伟大的情思。而伟大的艺术家，常是被压迫者，苦难者的朋友”。艺术家即使表现了上层阶级的理想，也常是无意识的；如果有意识为特权阶级辩护，那艺术没有不失败的。“只有人道主义的文学，没有狗道主义之文学。”“文学与艺术，至死也是自由的，民主的。”“将艺术堕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那是艺术的叛徒。”艺术家虽不神圣，但也不是叭儿狗。中国文艺界一个最可耻的现象就是所谓“民族文艺运动”。文艺的发展全靠各种意识互相竞争。中国与欧洲文化，发达于自由表现的先秦和希腊时代，而僵化于中心意识形成之时。用一种中心意识独裁文坛，结果只有奴才奉命执笔而已。文章一方面批评了“民族主义文学”，一方面则对无产阶级文学进行攻击。此文发表后曾引起一场广泛的论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