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长篇小说。前人记述它的作者，说法不 一，大致有3种说法：施耐庵、罗贯中或施、罗合作。现在一般认为是施耐庵所作。施耐庵系元末明初人，生平不详。近70年来，苏北地区陆续发现了《施耐庵墓志》和《施耐庵传》，但疑点很多，不太可信，有待进一步研究。

《水浒传》描写的宋江历史上实有其人，《宋史》和《东都事略》等史书记他曾率众起义，“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婴其峰”，“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还记他最后失败、投降。宋江起义失败后约五六年，金朝的军队就攻下了北宋的都城汴梁，北宋政权宣告灭亡。宋江起义故事却很快在民间流传，并且成为南宋说书人说唱故事的题材。著名画家李嵩还曾为宋江三十六人画像，画像已失传，但从南宋末年另一画家龚开所作《宋江三十六人赞并序》，可知三十六人名字和绰号，龚开还在序文中说：“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南宋罗烨《醉翁谈录》缕列的话本篇目，有《青面兽》、《花和尚》和《武行者》，很可能都是讲述宋江起义故事的。元代《宣和遗事》(或认为是说书人的底本)中有“梁山泺聚义本末”故事，包含杨志卖刀、智取生辰纲、宋江私放晁盖、杀阎婆惜、受招安、平方腊等情节。《宣和遗事》中所列三十六人姓名、与龚开《画赞》稍有不同，而且前者所述三十六人不包括宋江，实为三十七人。元代还有不少描写梁山好汉的杂剧，有的剧中说“聚义的三十六个英雄汉”，有的剧中却出现“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也即“ 一百八个头领”的说法，但并未一一记录名字，不同剧本所交代人物排列次序也不一致，如《黑旋风双献功》中说李逵是“第十三个头领”，《争报恩三虎下山》中却说花荣是“第十三个头领”。《宣和遗事》所述“梁山泺”属太行山范围，所以有“太行山落草为寇”的说法，而元杂剧中所写梁山是河港纵横的水泊。《宣和遗事》记宋江杀阎婆惜后投奔梁山时，晁盖已死；元杂剧中则都说宋江上山时坐“第二把交椅”，后晁盖在三打祝家庄时身亡，宋江才为第一头领。如果同《水浒传》小说相比，《宣和遗事》、元杂剧中所写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以及所表现的思想内容更有较多差异。这种情况说明，宋、元时代流传的宋江起义故事还未形成统一的格局。施耐庵正是在这些流传的梁山故事的基础上，以惊人的艺术才能，把它们汇集、选择和加工，并进行再创造，写成一部在中国文学史上罕见的讴歌人民起义、并在艺术上表现精采纷呈的小说巨著。

《水浒传》的艺术力量，它的最能打动人的艺术魅力，在于它对起义英雄人物的精湛描写，在于它揭示了中国封建社会中某种类型的农民起义的发生、发展和失败过程的一些本质方面。它通过艺术形象表现出来的“官逼民反”，固然是深刻地反映了历史生活的本质真实，它描写的梁山义军的悲剧结局，也使我们看到了一种重要的历史教训。

《水浒传》描写起义军聚合过程十分真实，由个人反抗到集体行动，由小山寨到大山寨，最后汇合成起义洪流。同是写个人反抗，故事发展各各不同，人物性格个个相异，形象鲜明，引人入胜。如写武松、鲁智深、杨志聚义二龙山，就经由了不同的道路。武松由民间好汉充当衙门都头，曾忠心效力于官府，只为报兄长被害之仇，遭罪发配，他老实地接受了罪名。在孟州因抱打不平，得罪张都监一伙官僚恶霸后，受到蒙骗，不能察觉，直至被陷害并面临生命之危后，才上山造反。鲁智深的性格则几乎是一往直前，他虽当军官，但因抱打不平，遭遇官司之累，从而离开官场，丝毫无妥协之心。他出家当和尚后，依然嫉恶如仇，仗义除暴。他为了搭救林冲，大闹野猪林，再受高俅逼害，于是上山造反。杨志又不同，他是将门后裔，视造反、起义为洪水猛兽，但他“命运不济”，因押送花石纲失事而罢官，沦落于街头卖刀，误伤人命，遭罪发配，亏得大名府梁中书起用他，却又在押送生辰纲时遭劫，复被诬害，受到追捕，无奈才上山落草。他几乎是被动地走上造反道路的。

《水浒传》中描写的出身下层的英雄人物，如李逵、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等，都是“不怕官司不怕天”的人物，李逵还是口口声声要推倒宋朝皇帝，由梁山人物取而代之的反抗性极强的人物。这些人物形象的性格都写得活脱灵动。《水浒传》中也描写了不少出身上层的英雄人物，如林冲、卢俊义和柴进等，他们或是受到朝中权势人物的打击，或是受到奸人的陷害，走头无路，才逼上梁山。如果说那些下层人物是由于不满官府的盘剥和压迫而铤而走险，那末，那些上层人物则是属于统治阶级内部分化出来的、投身起义队伍的叛逆者。作者按照生活的逻辑，精细地描写了这种种人物的声音、面貌，生动地刻划了他们各自的性格特点。这是《水浒传》艺术描写上取得巨大成功的主要特色之一。

梁山的领袖人物宋江性格较复杂，书中写他反对强暴，交纳好汉，扶困赒急，排难解纷，受到江湖英雄的景仰和爱戴。梁山泊众头领中有不少人都是他推荐上山的。后来他自己也被逼上山后，梁山泊的起义规模越来越壮大，他对此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他的封建忠君思想和封建道德观念很浓厚，他憎恨贪官污吏，但对宋朝皇帝怀有忠心，认为“今皇上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有日云开见日……”。他把梁山上的“聚义厅”改名“忠义堂”，就是他的忠君思想的集中表现。后来梁山英雄在宋江率领下受招安，又为王前驱，去征讨另一支起义队伍——方腊起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宋江的忠君思想。

《水浒传》的71回以前，主要描写宋江怀有忠义并望招安的思想和心情，71回宋江作〔满江红〕词后，急转直下，宋江就到东京，在皇帝的宠妓李师师家题词，急待招安。那首〔满江红〕词中有“统豺虎，御边幅”，“中心愿，平虏保民安国”等语，而从全书描写来看，宋江的“中心愿”除了征方腊外，也包含有征辽国这个方面，后者也即所谓“平虏”，这实际上就是具体历史条件下的民族立场，是宋江提倡的“忠义”思想中的积极部分。

宋江的“忠义”思想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水浒传》作者对待农民起义的态度，他真诚地歌颂梁山义军，却又反对方腊起义，这种矛盾态度说明他不赞成“僭王称号”、要推倒宋朝皇帝的农民起义，也说明他同情、歌颂一种低纲领的农民起义(对皇帝不取而代之)。但他赞扬武装的农民起义来反贪官、反奸臣，实际意义已经表现为对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违抗和挑战。而且他描写梁山众好汉在为王朝尽力后，仍遭奸臣迫害，以悲剧结局，客观上又否定了招安，从而表现出一种深刻的历史教训。这都是难能可贵的。

《水浒传》中描写的众好汉之间盛行的“义”，具有反强暴和反压迫的性质。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解危救难，死生可同等等，都是为了反抗压迫，团结御侮的需要。这种江湖之义，最终表现为“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理想。第71回描写梁山众英雄排坐次后，作者在“单道梁山泊的好处”的一篇“言语”中，说到“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具体内容时，有不论帝子神孙、富豪将吏，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之说，还有不论同胞手足，捉对夫妻，叔侄郎舅，主人仆人，甚至曾是争斗冤仇的人，“皆一样的酒筵欢乐，无问亲疏”之语。这些话语实际是反对封建经济造成的贫富不均和封建社会中的等级贵贱。也可以说是一种平均主义的社会理想。这虽然是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但它确实曾经鼓舞过后世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

《水浒传》的语言成就十分突出，它从话本语言发展而来，但它较大致同时的《三国志演义》，在以口语为基础，经加工提炼而创造为文学语言这点上，又推进了一步，几乎一扫“半文半白”的语言现象，对后世白话小说影响极大。

《水浒传》的版本甚多，也比较复杂。学人认为它的原本是词话本，今已不可得见。现存的较早的本子都是明中叶后的刊本。有繁本简本之分。这两者的大致区别是，繁本描绘细致，简本文字简略。简本写梁山英雄受招安后，征辽国，平田虎，平王庆、征方腊，直至宋江和许多英雄被害。繁本无平田虎、平王庆故事(惟有 一种120回本中有这两个故事)。简本和繁本间的关系，它们孰先孰后，学人看法纷歧，至今无定论。明末金圣叹把繁本所写排坐次后的内容删去，添写卢俊义梦见一百零八人全部被杀，作为全书的结束，就成了71回本，他还把第一回改为“楔子”，实际遂成70回本。近40年来，100回，120回和70回的繁本都曾整理出版。简本则还未见新的整理、刊行本。现在较易见的120回本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印行本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的印行本，前者实际上是以明天都外臣序刻百回本为底为，再加进120回本中的20回，因此可窥见百回本的面貌。70回本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印行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