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评论文。沈从文作。刊载于1942年10月25日《文艺先锋》第1卷第2期。文章认为自1926年后，新文学运动先同上海结了缘，其作品成了商品。稍后又同政治派别发生关系，作家成为在朝在野的一种工具。因此失去了素朴、勇敢、天真和诚实。作家成为政治工具后，作品由“表现人生”转而为“装点政策”，有些作家党同伐异，随波逐流，忽彼忽此，永远居于领导地位。或者象家犬，对下傲慢，对上谄媚，不写作品。这就破坏了文学的庄严和崇高理想。而真正努力创作的人却生活艰苦、默默无闻。文章认为文学要有转机，全在有远见的政治家，或有良心的评论家、作家能给文学一种较新的态度，即把文学从商场和官场中解放出来，成为艺术的一个部门，讲究真实，自由批评探讨，超功利。从而使作家由打杂身分进而表现崇高理想、人生经验、民族哀荣和历史得失。而且在作品中铸造一种博大坚实富于生气的人格，使后世读者能从中取得一点做人的信心和工作的热忱，使文学价值从普通宣传品变为民族百年立国的经典。作者认为、国家民族命运的转机不仅在于三五个负责人，还要所有优秀脑子的合作分工。新的文学运动应注意作品的价值，及其生产和分布，用来启迪或征服社会各方面的中层分子。本文所提出的某些观点，当时曾有人撰文批评，引起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