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运动与论争。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随着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壮大和早期共产党人文学主张的影响的扩展，新文学队伍中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作家日趋革命化。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酝酿已久的一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便蓬勃开展起来。从1928年1月起，创造社的郭沫若、成仿吾、冯乃超、李初梨、彭康、朱镜我等人和太阳社的蒋光慈、钱杏邨、阳翰笙、洪灵菲等人，在《文化批判》、《创造月刊》、《流沙》、《太阳月刊》、《我们月刊》等刊物上，大力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他们最初发表的代表性论文有：麦克昂(郭沫若)的《英雄树》、《桌子的跳舞》，成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全部的批判之必要》，李初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蒋光慈的《关于革命文学》，钱杏邨的《死去了的阿Q时代》，冯乃超的《艺术与社会生活》等。其基本主张是：一、强调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必然性。认为随着无产阶级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者”，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必然产生，这是“历史的内在的发展”的产物(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并驳斥了托洛茨基关于无产阶级文学不能成立的观点。二、强调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根本任务，是“为完成它主体阶级的历史使命”，因为“一切的文学，都是宣传”(同上)。三、提出革命作家的世界观改造问题。要求作家“努力获得(无产)阶级意识”和“唯物的辩证法的方法”，“克服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根性”(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多多接近些社会思想和工农群众的生活”(麦克昂《留声机的回音》)。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将文学活动和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斗争结合起来，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思想，适应无产阶级领导中国革命的新形势，有着积极的意义。因而在文坛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数十家报刊相继发表众多文章，展开热烈的倡导和讨论。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者由于初学马克思主义，思想上还存在着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等缺点。同时，由于受到国内外“左”的倾向的影响，在其文艺主张中也夹杂了一些不正确的观点。例如夸大文艺的作用、宣传世界观改造的“突变论”、主张工农为文学的唯一对象等等。特别是基于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形势的唯心主义的估量，他们不仅否定“五四”以来新文学的成就，而且将鲁迅、茅盾、郁达夫、叶圣陶等人都予以否定。这就引起了新文学阵营内部长达1年多时间的激烈论争。当时一些主要的文学社团都参加了这场论争，数十家报刊先后发表了百余篇文章。论争围绕着无产阶级文学建设的一些重大问题而展开，主要在革命文学倡导者们与鲁迅之间进行(参见“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的论争”条)。同时，革命文学倡导者们还与茅盾就文学创作问题进行了论争(参见“创造社与茅盾的论争”条)。创造社和太阳社之间，也曾就革命文学“发见权”问题发生过争议。与此同时，鲁迅和革命文学倡导者们又曾互相配合，与新月派等发生过一场论争(参见“新月派文学主张的论争”条)。

在中国共产党的协调下，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论争到1929年上半年基本结束。这场论争，扩大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传播，并促使双方通过深入学习，纠正了各自的偏颇和不足，从而达到在新的基础上的团结，为“左联”的诞生奠定了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