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小说理论文章。严复、夏曾佑合撰。初载于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十六日至十一月十八日(1897年11月10日至12月11日)天津《国闻报》。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1960年3月中华书局出版)、黄霖和韩同文编《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下册(1985年5月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陈平原和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1989年3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均收有此文。本文初刊时未署作者名。后梁启超在《小说丛话》中说：“天津《国闻报》初出时，有一雄文，曰《本馆附印小说缘起》，殆万余言，实成于几道与别士二人之手。”(见1903年《新小说》第7号)几道为严复之字，别士为夏曾佑之笔名。《本馆附印小说缘起》则为《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之误。

本文是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第一篇系统论述小说理论的专文，也是近代第一篇以论文形式出现的小说理论文章。而且其文洋洋万言，亦属前所未有。由于两位作者均属维新派，严复更是当时最著名的翻译大家，他们显然深受西方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影响，因而该文能够摆脱中国小说批评中固有的批注、序跋、杂谈式的传统模式，而以专论的形式阐发小说理论，在我国实属首创。就其内容而言，它抛弃了一枝一节的评论，而以进化论为纲，从哲学和人道主义的高度，对小说的社会作用、社会地位、艺术特征等方面，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的探讨。

作者把古往今来的书籍概括为两大类：其一为“言理之书”，包括经书、子书、集书；其二为“纪事之书”，包括史书和稗史(小说)。但史书和稗史有着根本区别：前者是实“纪人事者”；后者则是“纪人事而不必果有此事者”，即允许而且必须虚构。从而指出了小说的基本特征。接着，作者又从“易传”和“不易传”的角度，进一步论述小说的特征。他们认为，以“言理之书”与“纪事之书”相比，前者“不易传”，后者“易传”；而就同样是“纪事之书”的史书和稗史而言，则又前者有“五不易传”，后者有“五易传”。这“五易传”的原因在于：稗史所用语言为普通百姓“所行用”，即为通行语；为“口之语言”，即为口语；为“繁法之语言”，即为形象化的文学语言；所写之事为普通百姓“日习之事”，即为大众所熟悉的题材；为“虚事”，即有艺术虚构。概括言之，作者从语言(头3条)、题材(第4条)、内容诸方面，对小说的艺术特点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其中对小说语言的论述尤详，足见作者对小说为语言艺术的特征更有充分的认识。由于小说具有这5种“易传”的特征，因而也就具有巨大的社会作用：“夫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之所持。”以致好小说有益于社会甚大，而坏小说则为害于社会甚烈。如“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而中国小说却由于作者往往“各有精微之旨，寄于言外，而深隐难求”，以致“天下不胜说部之毒”。

作者还从进化论的观点出发，用很长的篇幅概述了人类的发展史，得出了“英雄”和“男女”乃人类“公性情”的结论;“非有英雄之性，不能争存；非有男女之性，不能传种也。”于是进而认为“英雄”和“男女”乃一切小说的永恒主题。

这篇文章的某些观点不无偏颇和局限。但它的表现形式在中国小说史中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它的观点亦多前人所未道，因而产生过巨大的积极影响。晚清小说理论文章和著作的大量出现，与它不无关系。该文所阐述的观点，也为他人所接受并得以进一步发展。如梁启超就不仅赞誉此文为“雄文”，而且承认自己“当时狂爱之”(《小说丛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