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艺思想论争。新中国成立后，关于题材问题的讨论主要有以下3次。

第一次是在1952年至1955年进行的。1952年12月，何其芳在一次会上批评胡风关于“文艺作品底价值，它底对于现实斗争的推进效力，并不是决定于题材”的观点，认为“文艺作品的价值并非完全决定于题材”，“但是，并不能因此就否定题材的重要性，否定它对于作品的价值的一定的决定作用”，“生活和题材的差别并不是不重要，而是有关革命文艺的新方向的重要问题之一”。何的发言以《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为题发表于《文艺报》1953年第3期上。胡风于1954年在《对文艺问题的意见》中将何的观点作为“五把刀子”之一进行了反批评，认为“题材有重要与否之分，题材能决定作品底价值”，“这就使得作家变成了‘唯物论’的被动机器，完全依靠题材”。胡的《意见》由《文艺报》1955年第1、2期附发，引起了全国性的批评。

第二次是在1961年至1963年进行的。《文艺报》1961年第3期发表了“专论”《题材问题》，提出“我们提倡描写重大题材，同时提倡题材多样化”的主张。“专论”认为，作家应该有选择题材的充分自由，有根据自己经历和创作个性处理题材的自由；重大题材的表现也可以是多样化的;“题材并不等于主题”，题材本身并不是判断作品价值的主要依据和标准；产生对题材狭隘理解的原因主要是“把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理解得过于狭隘了”。《题材问题》发表后，全国省以上报刊发表了近100篇有关讨论文章。田汉在《题材的处理》中认为，作品成功与否虽和题材有关，但“主要看如何处理题材”，“一个作品反映时代概括生活本质的深度和广度，并不取决于题材本身，而取决于作者的世界观，取决于作者的艺术概括能力，也取决于作者的艺术技巧”。周立坡在《略论题材》中认为，“作家写东西，只能从实际出发”。老舍在《题材与生活》中谈到，“题材与作家的风格也是有关系的”，“不要强求一律”。唐弢在1963年初发表的《关于题材》一文中认为两年来的艺术实践“说明题材多样化的主张是正确的”。

第三次是在1978年进行的。这年7月6日《文汇报》发表“本报评论员”的《大力提倡现代革命题材》，该文强调现代革命题材，这本来是正确的，但由于它将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革命历史题材完全排除出“现代(不是当代)革命题材”之外，排除出“提倡”的范围之外，而且在大力提倡现代革命题材的同时忽视了题材多样化，因此引起一场讨论。讨论主要围绕革命历史题材可否提倡、提倡现代革命题材和提倡题材多样化的关系问题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