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艺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论题。中国现代文艺运动中，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是制定文艺政策，制约文艺观、文艺学、文艺创作与批评，关系文艺发展全局的核心问题。在这方面权威的政策形态和经典的理论形态，是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提出的文艺“从属”并服务于政治的原则。

对于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原则，直到1979年以前，人们都是无所置疑的。不同意见的议论、讨论仅限于在文艺如何为政治服务的范围内、在局部问题上进行，而且常常是以议论始，以批判终。

1949年至1951年间围绕着文艺创作为当前政策、任务服务问题展开了建国前后的第一次讨论。1949年9月王朝闻发表文章提倡“创作要为政策服务”，说政策既是作家认识生活的“引线”和“推动力”，又是“检验作品的尺度”。1950年1月茅盾撰文说，作家为当前政策服务是必要的，作家为此而“赶任务”是光荣的。邵荃麟的文章说，文艺创作与政策和任务相结合“不仅是为了政治的要求，而同样也是为了艺术的现实主义的要求”。《文艺报》就“赶任务”问题辟专栏讨论，发表萧殷专论，论述文艺创作配合政治任务和政策的必要性、合理性。这些论者认为，“与其牺牲了政治任务，毋宁艺术性上差一些”(茅盾)；认为公式化的根源不是由于为政策服务，而是由于作者没有理解”如何为政策服务”(王朝闻)，“最主要的责任，应由作者自己来负”(萧殷)。阿垅在1950年初发表的《论倾向性》表达的是另一种意见，他既批评“为艺术而艺术”，也批评教条主义、公式主义，而主张以艺术为本位的艺术与政治统一论。阿垅的观点(被概括为“艺术即政治”论)立即受到批评。陈涌的文章说阿垅“实质上”是“反对艺术为政治服务的”。阿垅被迫公开检讨。

1952年至1953年间，文艺界出现对文艺为政治服务中“左”的倾向的批评。为纪念《讲话》10周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和周扬的文章，都指出创作上公式化、概念化倾向很“严重”，对文艺服从政治的庸俗理解是产生公式化概念化的“主要原因”。1953年召开的第二次文代会上周杨作报告提出把反对公式化、概念化作为“一个长期任务”，并对某些文艺部门“简单的行政方式”的领导以及“从教条主义出发”的“粗暴的、武断的”文艺批评提出批评。11月，周恩来在全国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上讲话，指出“用行政命令来办事”，让文艺配合政治运动的“单纯的任务观点”，“是常常要失败的”，这是“一个很大的教训”。

1956年至1957年间，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讨论再度进行。1956年9月，秦兆阳在《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一文中提出，文艺为政治服务是一个“长远性的总的要求”，不能“只顾眼前的政治宣传任务，只满足于一些在当时能够起一定宣传作用的作品”。1957年以群发表文章也认为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机械理解是公式化、概念化的“根源”。随着“反右派”运动的开展，对“教条主义”和“庸俗的机械论”的批评变成了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艺思想的批判。1957年9月周扬发表《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提出“我们同右派分子和修正主义者在文艺思想上的主要分歧”，“最突出、最集中地表现在对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的看法上”，“修正主义者力图使文艺脱离革命的政治”，力图“使政治服从艺术”，“其目的就是诱导作家离开正确的政治方向”。

1959年以后，讨论重又继续。1959年茅盾发表《创作问题漫谈》，提出：“文艺要为生产和中心工作服务，这是我们的一贯主张，要坚持贯彻，不过服务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直接服务“很好”但也不能认为间接服务“不妥当”，间接服务的效果可能“会更深刻些”。1960年初李何林发表《十年来文学理论和批评上的一个小问题》，提出“思想性=真实性=艺术性”的公式，《文艺报》就此开展讨论，以群、张光年相继撰文批评李文“依旧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老套——艺术即政治”。1960年7月周扬在第三次文代会报告中提出，文艺“是阶级斗争的神经器官”，必须“在文艺工作中坚持政治挂帅的原则”。随后情况有所变化。1961年6月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讲话，强调“不能把什么都说成是修正主义”，“精神生产是不能划一化地要求的”，“艺术家要面对人民，而不是只面对领导”。这年《文艺报》发表专论《题材问题》，次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都对文艺与政治关系上的某些“狭隘化”理解提出批评。但此后“左”的倾向却愈来愈发展。到了“文化大革命”，文艺界成了重点专政对象，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的性质就完全恶变了。

进入新时期，以思想解放运动为背景，1979年至1980年间，全国文艺界开展了一场在规模上、深度上前所未有的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的大讨论。其序幕是1979年4月《上海文学》发表的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该文公开批评和否定传统的“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的口号，引出了持续8个月的争论。接着，10月召开了第四次文代会，邓小平发表祝辞，提出对文艺家写什么、怎么写“不要横加干涉”。1980年1月，他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正式宣布：“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但是，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这标志几十年来共产党领导文艺事业的指导思想出现了显著转折和重大突破，在文艺界、理论界产生很大震动。同年8月，全国高等学校文艺理论研究会在庐山举行以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为中心的大型学术讨论会，论争出现热潮。

这场大讨论既是建国后历次讨论的继续，又有突出的新发展，最大的突破是理直气壮地提出和论证了文艺从属于并服务于政治口号的弊端。即使是坚持文艺为政治服务提法的，也无法完全固守原有的理论立场，其立论也有了相当大的变化、变通，他们的主要论点是：①文艺从属于政治并为政治服务，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原则”，是“不依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体现着文艺的性质和方向，不该动摇。②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是上层建筑范畴内的相互影响的关系，但这种关系不是完全平行的，其中政治占着主要的地位，起着主要的作用。③文艺为政治服务并不是由文艺从属于政治决定的，它是阶级社会中的客观事实。④无产阶级文学区别于其他文学的特质，就是它的“空前强烈和深刻”的政治性，舍此就取消了无产阶级文学的特性。⑤“从属”和“服务”的口号可以不提，但文艺与政治仍然应该是“适应”关系。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口号一方的主要论点是：①“从属”、“服务”的提法在革命战争时期是必要和合理的，但它本身是片面和不科学的。文艺的发生先于政治，文艺不会随着政治的消失而消亡。今天中国现实历史条件已发生变化，“从属”、“服务”的提法已失去现实历史的依据和必要性、合理性，而成为文艺发展的“绊脚石”，必须“彻底抛弃”。②文艺是意识形态，不是上层建筑。即使文艺与政治同属上层建筑，它们的关系也不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③文艺为政治服务提法的逻辑前提，是认定政治乃先验地正确的东西，认定政治乃第一性的东西，这在认识论上是唯心主义的，在文艺实践和文艺理论上，则是否定从客观实际出发的创作而肯定从主观观念出发的创作，这样的文艺观只能是主观唯心主义或客观唯心主义的。④从功能和效果角度说，“从属”与“服务”说往往无视或忽视文艺自身规律和相对独立性，忽视文艺与政治关系的复杂性，造成题材、体裁、形式、风格的单一化，使创作路子“越走越窄”，致使文学变成“写中心画中心”的工具。⑤“服务”说对文艺批评也造成“严重后果”，使“政治标准第一”变成政治标准唯一，窒息文艺生机。尽管论者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但绝大多数文章都申明，他们并不鼓励文艺脱离政治。有的主张文艺“离政治远点”，但并不等于“脱离”，更不等于“背离”。

1979年至1980年以后，直接就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集中发表的论争文章少了。1981年7月以后开展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及其反复，1984年至1985年以后对中国作协第4次代表大会及“创作自由”提法评价的反复，1986年以后随着“文学主体性”理论的提出而产生的论争(突出的是陈涌与刘再复的论争)，后来一些年青的理论批评家对文学的“本体论”的探求，等等，其内涵都蕴有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并且使问题向更深的内层推进了。历史提供的事实，现实提供的预示，都说明中国当代文学中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讨论之所以绵延不绝、未有终期，乃在于存在着一种使这一论争迄今无法了结而时时或明或暗地触发的体制、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