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诗文流派。这个流派以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为代表。因他们都是公安(今属湖北)人，故称之为“公安派”。

公安派的形成和发展有个过程。“公安一派实自伯修(袁宗道)发之”，“伯修在词垣，当王、李词章盛之日，独与同馆黄昭素(辉)，厌落俗学，力排假借盗窃之失，于唐好香山(白居易)、于宋好眉山(苏轼)，名其斋白苏，所以自别于时流也。”(《列朝诗集小传》)他的《论文》则细致分析了模拟古人文章的荒唐性、危害性。继起者是袁宏道。他对七子模拟之风的批判火力最猛。他的《叙小修诗》已提出了公安派的最基本的两点主张。一是强调文学的发展，主张“法不相沿”。他认为：“文则必欲准于汉魏，诗则必欲准于盛唐，剿袭模拟，影响步趋，见人有一语不相肖者，则共指以为野狐外道，曾不知文准秦汉矣，秦汉人曷尝字字学之经欤？ 诗准盛唐矣，盛唐人曷尝字字学汉魏欤？秦汉而学之经，岂复有秦汉之文？盛唐而学汉魏，岂复有盛唐之诗？唯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所以可贵。原不可以优劣论也。”二是强调文学的创新，主张“独抒性灵”。他认为：好作品就在于“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不肯下笔。有时性与境会，顷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魄。”袁宏道不仅有明确的理论主张，而且有出色的创作实践。其诗文“变板重为轻巧，变粉饰为本色”，使人耳目一新。这种“立意出新机，自冶自陶铸”的创作，比起七子步趋者的作品更富有活力和生气，因而很快产生了巨大影响，一时也出现“人人中郎”的局面。公安派理论修订者是袁中道。他同两兄一样，强调诗文要“极其韵致，穷其变化”，但他去世较晚，看到人们效法公安派所产生的“为俚语，为纤巧，为莽荡”的流弊，所以他也反对“冲口而出，不复检点”的“俚易之作”。他想以既重性灵又重格调的方法，来纠正当时的偏向，在《蔡石瑕诗序》中提出：“取汉魏三唐诸诗，细心研入，合而离；离而复合，不效七子诗，亦不效袁氏少年未定诗，而宛然复传盛唐诗之神，则善矣。”这已表明，从公安派向既提倡独抒性灵、又重视含蓄的竟陵派过渡和发展的必然性。公安派除三袁外，还有黄辉、陶望龄、雷思霈、江盈科、曾可前、梅蕃祚、梅守箕、潘之恒、丘坦、陶孝若等人。他们的诗文观都接近于公安三袁，有的人如陶望龄、江盈科还对公安派理论作过较具体、深入的阐述。所以，他们能形成一股力量，冲击统治明代文坛百余年的七子流派。当然，由于他们诗文不重视反映现实，也由于诗文有时过于浅率、俚俗，所以他们的影响很快被竟陵派所代替，也导致陈子龙等人再度提倡七子理论，并在民族危亡之际，写出慷慨激昂的诗文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