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运动。“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以后，新文学工作者逐渐认识到要将文学从少数人的垄断下解放出来，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利用和服务，并作了一些初步的尝试。20年代末期，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中，倡导者们开始明确提出“要以农工大众为我们的对象”(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大众化是“普罗文学底实践性底必然的要求”(林伯修《一九二九年急待解决的几个关于文艺的问题》)，成为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先导。

1930年“左联”成立前后，《大众文艺》、《拓荒者》、《艺术》等刊物发表了不少文章和座谈会记要，展开了文艺大众化的第1次讨论。参加者有鲁迅、郭沫若、沈端先、冯乃超、郑伯奇、洪灵菲、蒋光慈、阳翰笙、冯雪峰、田汉、钱杏邨等人。讨论的中心是如何写出“能使大众理解——看得懂——的作品”(冯乃超《大众化问题》)。这次讨论正式提出革命文学大众化的任务，但许多问题尚未接触或深入。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革命文艺工作者进行了文艺大众化的第2次讨论。瞿秋白撰文批评欧化的文艺脱离大众，指出人民大众“沸腾得等着自己的诗人”(《大众文艺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左联”在题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的决议中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首先第 一个重大问题，就是文学的大众化”，只有通过大众化，“才能创造出真正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左联”的倡导下，大众化的讨论形成高潮。《北斗》、《文艺新闻》、《文学导报》、《文学月报》等刊物发表了瞿秋白、茅盾、周扬、郑伯奇等人的文章，陈望道、郑振铎等人也撰文参加了讨论。这次讨论，围绕着如何创作大众化作品而展开，涉及到旧形式大众语、通俗化、培养工农作家等问题。在这期间，瞿秋白与郑伯奇就对大众的态度问题、茅盾与瞿秋白就实现大众化的关键问题、鲁迅与苏汶就通俗化形式问题，也展开了争论。

1934年春夏间，由于对文学的新旧形式的不同意见，开始了文艺大众化的第3次讨论。同年5月，汪懋祖等人在南京发起“文言复兴运动”，上海进步文化界为了抵制封建复古逆流，发动了大众语运动。讨论中心转到白话文与大众语的关系和汉字拉丁化问题。讨论文章多载于《申报·自由谈》、《中华日报·动向》、《大晚报·火炬》等。参加者除左翼作家外，还有陶行知、胡愈之、曹聚仁、陈子展等人。

在理论探讨的同时，“左联”还设立文艺大众化研究会，开展工农兵通讯员运动。作家们还努力付诸实践，创作了许多方言剧、方言小说、大众歌调等大众文艺作品，有力地扩大了革命文艺在群众中的影响，推动了文艺大众化运动的进程。但由于主观认识和客观条件的局限，这次运动并未完全解决文艺大众化问题。直至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这一问题又从理论上被提出来并付诸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