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历史演义长篇小说。全称《三国志通俗演义》，别称《三国志传》、《三国志传通俗演义》、《三国英雄志传》、《三国志》等，简称《三国演义》。通行本120回。元末明初人罗贯中作。

《三国志演义》传世版本甚多，当不只一个系统。年代最早的是明嘉靖元年(1522)刊印的《三国志通俗演义》，24卷240则，每则以七言标题，书前有弘治七年(1494)金华蒋大器(庸愚子)序。晚于此本的明建阳吴观明刊本题《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120回，不分卷。此本并每2则为1回，目录每回2句，即取上下二节标题。所谓李卓吾评，乃是叶昼伪托。清初毛纶、毛宗岗父子对旧本进行增删改订并加评点，题《毛宗岗评三国志演义》，60卷120回。书前顺治甲申(1644)金圣叹序系伪托。今存康熙刊本。毛氏的修订，加强了全书的拥刘反曹的倾向。此本影响最大，是最通行的本子。

《三国志演义》是世代累积而成书的。关于魏蜀吴三国的历史，晋代民间就有许多传说。陈寿编撰《三国志》即吸收了某些传说成分，南北朝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采纳了大量的民间传说。到了唐代，三国故事成为民间妇孺皆知的话题，李商隐《骄儿》诗曾说儿童“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宋代城市瓦肆勾栏有“说话”伎艺，“说话”的“讲史”类中有“说三分”专题。苏轼《志林》记载：“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又据高承《事物纪原》记载：“仁宗时，市人有谈三国事者，或采其说加缘饰，作影人，始为魏、吴、蜀三分战争之象。”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说：“说《三国志》者，在宋已甚盛。盖当时多英雄，武勇智术，瑰伟动人。而事状无楚汉之简，又无春秋列国之繁，故尤宜于讲说。”金元时代，除“说话”之外，戏剧也以三国故事为重要题材。陶宗仪《南村辍耕录》所记“院本名目”中有《赤壁鏖兵》、《襄阳会》、《大刘备》、《骂吕布》。宋元戏文《宦门子弟错立身》提到南戏《关大王独赴单刀会》和《刘先主跳檀溪》。元杂剧中的三国戏则有数十种之多，著名戏剧家关汉卿就撰有《单刀会》和《西蜀梦》。在三国故事的发展中，“说话”和戏剧相互补充。元代“说三分”已相当成熟。王沂《虎牢关》诗云：“君不见三分书里说虎牢，曾使战骨如山高。”可以想见“说三分”动人的气势。其话本今存有《三国志平话》(别题《三分事略》)。元刊《三国志平话》开头叙司马仲相阴间断狱的故事，把三国历史放进一个因果报应的框架中，而情节多采用民间传说，有些故事与元杂剧的某些三国戏相同，但其情节的基本骨架已略具后来的《三国志演义》的规模。罗贯中在《三国志平话》的基础上，基本依据《三国志》及裴注，摒弃了那些离史实太远的荒诞情节，但仍然吸收平话、杂剧和野史中的民间传说，创作出《三国志演义》。

《三国志演义》约75万字，故事起于东汉灵帝建宁二年(169)，止于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展示了一个世纪的波澜壮阔的历史风云。全书以刘备、关羽、张飞、诸葛亮的活动为主线，描写了魏、蜀、吴三国的兴起、发展、强盛和衰败的历程。第1回到第33回，从黄巾起义群雄并起，写到曹操平定北方；第34回到65回，从刘备投靠刘表写到刘备占据益州，赤壁之战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第66回到第85回，从关羽单刀赴会写到刘备白帝托孤，写了魏吴争夺淮南、魏蜀争夺汉中、蜀吴争夺荆州，三国分立暂时稳定；第86回到105回，从七擒孟获写到秋风五丈原，诸葛亮治蜀和北出祁山；第106回到第120回，从司马懿篡位写到三分归一统。全书描叙了三国时代各个封建统治集团之间的政治斗争，这斗争有军事的有外交的，有公开的有隐蔽的，主要是军事斗争，从而展现出广阔的历史图景，揭开了封建政治的内幕，抨击了反动统治者的凶残，同时反映了人民在动乱时代的灾难和痛苦，寄托了希求统一和平的愿望，以及对“王道”、“仁政”的理想。

与历史上的曹操不同，《三国志演义》中的曹操是一个“奸雄”的形象。小说着意揭露他的“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处世哲学。吕伯奢是他的救命恩人，他明知错杀了吕伯奢家属，最后还要把吕伯奢杀掉。他耽心军粮匮缺会动摇军心，不惜向管粮官王垕“借头示众”。在与敌对集团的斗争中，他更是不择手段，极其狡诈凶残。为了追查在许都纵火的耿纪的余党，他用讹诈手段把站在红旗下面的300多人全部斩杀，为了引诱吕布，他将掳来的群众当作炮灰；为了报父仇，攻打徐州令军队所到之处“杀戮人民，发掘坟墓”。他的杀后逼帝，挟天子以令诸侯，都充分暴露了他性格的自私奸诈。曹操以他独特的个性表现了封建统治者的普遍品格。

刘备是曹操对立面人物，书中刘备说：“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若以小利而失信于天下，吾不为也。”他在新野兵败时，带着10万难民，一日只能行军10里，宁可全军覆没也不肯弃民先行。他有一匹“的卢”马，此马妨主，有人献计要他送给仇怨之人，他却教训献计人说：“公初至此，不教吾以正道，便教作利己殆人之事，备不敢闻教。”他以忠厚仁爱待人。对诸葛亮，从三顾茅庐到白帝托孤，始终尊重信赖如一；对关羽、张飞，从桃园结义到兴兵为他们报仇，始终表现了不移的义气。在刘备集团里，君臣关系又像兄弟关系，这种关系是封建时代人们的一种理想。刘备形象中由于有较多的理想成分，反而不如曹操形象真实丰满。

《三国志演义》的理想人物还有诸葛亮和关羽。诸葛亮被描写成智慧的化身。“隆中对”显示他的雄才大略；赤壁之战中，他只身赴吴，舌战群儒，处处转危为安，促成了战役的辉煌胜利；失街亭、空城计，又表现了他败而不乱，超人的胆量和智谋。不仅如此，诸葛亮还是一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臣的典型。在小说的世界里，拥有军政大权的臣子而没有野心的，唯有诸葛亮一人。关羽被描写成“义”的化身。他的“千里走单骑”、华容道“义释”曹操，都是义气的集中表现。

《三国志演义》的艺术成就首先表现在它的宏伟的艺术结构。它把一个世纪中众多的人物、复杂的事件、纷繁的头绪，编织成为一个有机的艺术整体。在结构上它继承了中国史传文学的纪年体而有所发展，它虽按时间顺序编排事件，但它又特别注意重大事件的完整性，在局部叙述中又吸收史传文学纪传体的优长之处。人物事件虽多，但组织得严密完整。大小事件，彼此关联，互相照应。在写法上，有实写虚写，有详写略写，有直叙倒叙插叙，笔法灵活巧妙。《三国志演义》尤其擅长战争的描写，它不是专注于列兵对阵的战斗场面，却总是以人物为中心，交代战争双方的战略战术。写出双方力量的对比和优势劣势的转化，不仅写出千变万化的战争场面，而且揭示出许多军事上战略战术的规律。《三国志演义》在艺术上的不足之处，首先是人物性格的定型化，很难见出人物性格与社会环境以及自身经历的内在联系。其次是人物性格有两极化倾向，正如鲁迅所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

《三国志演义》不仅在小说史上影响了后世的历史小说的创作，而且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它对战争的描写，不少具有军事借鉴价值；它所宣扬的忠义，为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人们所效仿；诸葛亮、曹操、张飞关羽等等形象已深深楔于中国人民的意识。后世的小说、戏曲等都有许多的仿作或改编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