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论争。1938年12月1日，梁实秋在接编重庆《中央日报·平明》时，发表《编者的话》说：“现在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为不同。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塔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都没有益处的。”文章对新成立的“文协”颇有贬意。他的文章在大后方文坛上产生强烈的反响。罗荪首先在重庆《大公报》撰文反对说，“在今日的中国，要使一个作者既忠于真实，又要找寻‘与抗战无关的材料’”，是“不容易”的(《“与抗战无关”》)。梁实秋随即撰文答辩，声明自己“明白的”说过“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并未说什么“容易”“不容易”。他表示“相信人生中有许多材料可写”，不必限于“与抗战有关”的。他还表示不愿“常常奉陪”“涉及私人的无聊的攻击或恶意的挑拨”(《“与抗战无关”》)。嗣后，重庆《抗战文艺》、《新蜀报》等先后刊出罗荪、陈白尘、宋之的、张天翼等人的批评文章，认为现在“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件事”，是“与抗战无关”的(宋之的《谈“抗战八股”》)，而梁实秋“却要作者到人生中去找与抗战无关的材料”，是完全错误的(罗荪《再论“与抗战无关”》)。从1939年2月起，上海“孤岛”文坛在《鲁迅风》以及《文汇报·世纪风》等报刊上，也对此进行了热烈的论争，(陶)亢德和苗埒(周楞伽)支持梁实秋的观点，而吉力(周黎庵)、巴人等则予以批驳。同年4月，梁实秋辞去《平明》编务时，再次重申自己的“编辑标准”，并表示所有的误会与批评，无需“解释”与“答辩”，一切会“自然明朗”的(《梁实秋告辞》)。至此，论争基本结束。1986年10月，柯灵在《文汇报》撰文认为，如果撇开“政治、历史和心理因素”，而完整地理解梁实秋的那段话，则“无论怎样推敲，也不能说它有什么原则性错误”(《现代散文放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