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遗书中的文体之一。在敦煌遗书内发现的《韩朋赋》、《晏子赋》、《燕子赋》、《丑妇赋》等是一种以白话韵文叙事的通俗赋作，故被称为敦煌俗赋，或称敦煌故事赋，是我国辞赋通俗化的产物。据《汉书·艺文志》中“诗赋略”所载，赋可分为屈原赋、陆贾赋、孙卿赋和杂赋。孙卿(荀子)的赋包括有《成相篇》和《赋篇》，有人认为“成相”就是当时的曲艺形式。杂赋中有成相杂辞、隐书等，亦属通俗的文学作品。而屈原的《卜居》、《渔父》之类的辞赋，对宋玉《登徒子好色赋》、《高唐赋》产生直接影响，并推动散文化叙事赋的发展。概而言之，以上诸类赋作有4个主要特征：①基本上是叙事为主;②大量地运用问答对话;③带有诙谐嘲戏的性质;④大体上使用散文，句式参差不齐，押韵不严。应当说这是“铺采摛文，体物写志”赋作之中接近民间文学的诙谐文体，为后代故事赋的发展提供出色的范例。张衡的《髑髅赋》、蔡邕的《短人赋》、曹植的《鹞雀赋》等直接沿袭问答嘲戏、俳谐滑稽的传统，又有俳赋之称。从其以对话叙事的手法来看，可以说更接近古代小说；就其“不歌而诵”的特征来说，则又属讲唱文学之一体，开通俗故事赋的先河。如《初学记》卷19引刘谧之《庞郎赋》之开头4句说：“坐上诸君子，各各明君耳，听我作文章，说此河间事。”既然要“君耳”来“听”，可见该赋是以讲唱故事为目的。《北梦琐言》卷7提到：“皮日休曾谒归融尚书，不见，因撰《夹蛇龟赋》，讥其不出头也。而归氏子亦撰《皮靸鞋赋》，递相谤诮。”虽然两赋今已不存，但既称“递相谤诮”，则其内容不仅是互相讥讽，彼此调侃，也可供说唱之用。从而说明敦煌俗赋的出现绝非孤立的文学现象，而是早有先例的。象其中的《燕子赋》与曹植《鹞雀赋》，赵洽《丑妇赋》与刘思真《丑妇赋》，《晏子赋》与朱彦时《黑儿赋》，就其体制和题材上看，都有十分接近之处，可见敦煌俗赋的问世为唐赋研究又开拓出新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