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论争。1942年11月10日，施蛰存在重庆《文艺先锋》第1卷第3期发表《文学之贫困》一文，对抗战以来的文坛现状表示不满，认为“如果我们把田间先生式的诗歌和文明戏式的话剧算作是抗战文学的收获，纵然数量不少，也还是贫困得可怜的。”12月25日，白尘(陈白尘)在同刊第6期发表《读书随笔——文学的衰亡》，对施的观点进行反驳。文章认为，目前的抗战文学虽未产生伟大作品，但伟大的作品，必然会在目前“‘贫困得可怜’的土壤中萌芽出来”。并批评施蛰存是“隐士式的文学家”，“优游在云端里，怕抗战的鲜血染污了白手套”，他们的文学，却是“衰亡的文学”。翌年3月27日，郭沫若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新文艺的使命》一文，认为“放言‘文学的贫困’的人”，其实“说到了他自己的‘贫困’”，并讽刺他们“自抗战发生后差不多连一个字都没有写出”，只有所谓“文学的贫困”的“说教”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