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现象。1921年初文学研究会成立时，将“整理中国旧文学”确定为研究会的宗旨之一。1922年10月1日，西谛(郑振铎)在上海《时事新报·文学旬刊》第51期发表了《整理中国文学的提议》一文。翌年1月，由郑振铎接编的《小说月报》第14卷第1号辟有“整理国故与新文学运动”专栏，发表了文学研究会6名成员的论文，对此问题进行讨论。他们所提出的整理国故，并非胡适提倡的“整理国故”运动的延伸，在时间、内容和目的上均有所不同。王伯祥在《国故的地位》中认为，中国古典文学有其文学的价值，若要切实地了解它，便不容不下一番整理的工夫。郑振铎则从彻底打翻旧的文艺观念和“重新估定或发现中国文学的价值”两方面，阐述了在新文学运动中仍有整理国故的必要(《新文学之建设与国故之新研究》)。余祥森指出：整理国故也“是新文化运动当中的一种任务”，“他的地位正和介绍外国文学相等”；但要做好这个工作，必须明确其目的全在于“实现新文学”(《整理国故与新文学运动》)。同栏发表的另3篇文章是：顾颉刚《我们对于国故应取的态度》、严既澄《韵文及诗歌之整理》、玄珠(茅盾)《心理上的障碍》。这次讨论就新文学与古典文学的关系问题作了初步的探讨，对新文学运动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