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论争。1934年7月，曹禺的处女剧作《雷雨》发表于《文学季刊》第1卷第3期。作品通过一个兼有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双重特性的大家庭的悲剧，深刻地揭露和鞭笞了旧制度的罪恶，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剧作发表后，曾遭到某些保守顽固势力的攻击和禁演。1935年4月，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上演该剧，获得成功。嗣后，国内众多剧团争相排演，轰动全国。1936年1月该剧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后，文坛评价不一，并发展为一场讨论。刘西渭(李健吾)称赞《雷雨》是“一出动人的戏，一部具有伟大性质的长剧”，并认为作者“肯卖气力的精神，值得我们推崇”和“敬重”(《〈雷雨〉》)。郭沫若认为，曹禺是中国作家中“杰出的一个”，《雷雨》是“一篇难得的优秀的力作”，不足处在于“全剧几乎都蒙罩着一片浓厚的旧式道德的氛围气，而缺乏积极性”(《关于曹禺的〈雷雨〉》)。张庚则认为，由于曹禺的“世界观和他的创作方法上的矛盾”，《雷雨》从整体上说是“失败”的，其人物塑造方面的成功，只能说明作者是个”不自觉的成功的现实主义者”(《悲剧的发展》)。1937年2月，黄芝冈在《光明》半月刊发表《从〈雷雨〉到〈日出〉》一文，指责《雷雨》宣传的是“正式结婚至上主义”和“青年人都死完了留老年人撑持世界”的“虚无主义”。同年3月，周扬在同刊撰文予以反驳，认为《雷雨》“无论是在形式技巧上，在主题内容上，都是优秀的作品”，“具有反封建反资本主义的意义”，并批评黄芝冈“用一脚踢开的态度对待这样的作品”是错误的，表现出“一个批评上危险倾向”(《论〈雷雨〉和〈日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