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事件。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之初，中央研究院特别研究员王实味于3月延安《解放日报·文艺》上，连载了总题为《野百合花》的杂文。文章尖锐提出了延安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如自私自利、等级制度、缺乏民主、“丑恶和冷淡”等，并认为“听听下层青年的‘牢骚’”，“对我们的工作一定有很大的好处”。在同年出版的《谷雨》杂志上，王实味又发表了《政治家·艺术家》一文，认为政治家和艺术家各有会“使革命受到损害”的弱点，所以要进行“改造灵魂的工作”，有人主张“只应‘枪口向外’”，“这是短视的见解”。与此同时，他还在中央研究院壁报《矢与的》上撰文批评该院领导人罗迈，认为他“既不相信群众，又害怕群众，并装腔作势压抑群众”(《我对罗迈同志在整风检工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并呼吁“必须有至大至刚的硬骨头”，来“扶持正气，打击邪气”(《零感两则》)。王实味的文章在延安引起反响，得到一些人的赞同也受到一些人的反对。同月，毛泽东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的发言中，批评王实味等人“是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的，这就是绝对平均观念和冷嘲暗箭的办法”(《毛泽东同志号召整顿三风要利用报纸》)。从4月7日起，《解放日报》开始载文批评王实味的观点。齐肃认为，延安“在许多工作上确是存在有严重的缺点”，“但需要的是严正尖锐的批评，却绝不是牢骚和冷嘲”(《读〈野百合花〉有感》)。金灿然在《读实味同志的〈政治家·艺术家〉后》中，逐段对《政治家·艺术家》进行批驳。范文澜、陈伯达、丁玲、周扬、周文、(李)伯钊等人亦相继撰文，对王实味的思想进行批判。同年6月，在中央研究院举行的座谈会上，罗迈发言提出王实味是“一个托洛斯基分子”。延安文化界和文艺界亦纷纷召开会议，对王实味展开全面批判，并通过了清算王实味的决议等。嗣后，王实味被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开除会籍，并先后被定为国民党特务和“五人反党集团”头目。1943年4月被捕，1947年暮春又被处死。1982年，王实味的所谓“五人反党集团”案得到平反。1986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的注释中称：关于王实味“是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一事，据查，不能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