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论争。1939年6月，徐迟在桂林《顶点》第1期撰文，提出“抒情的放逐”的观点。他认为日本帝国主义的炮火“轰炸已炸死了许多人，又炸死了抒情”，抒情已经不再需要(《抒情的放逐》)。穆木天同月在广州《文艺阵地》第3卷第5号撰文，号召作家“彻底地去抛弃自己，打进大众里边去”，“彻底地去克服我们个人主义抒情的感伤主义，以及一切的个人主义的有害的遗留”(《建立民族革命战争的史诗的问题》)。胡风在《今天，我们底中心问题》一文中，对“抛弃自己”和“放逐”抒情的问题，提出异议。他认为真正的诗人在民族革命战争中，应当将自己的感情提高到更高的境界，但“决不会‘彻底地抛弃自己’”，应当“在‘个人的’情绪里面感受”人民大众的感受，“和他们一道苦恼，仇恨，兴奋，希望，感激，高歌，流泪”，而不能采取“抛弃自己”的办法，走上没有抒情个性的极端。这次讨论涉及抗日散文的创作个性和抒情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