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日本占领区的文学创作和活动。继1931年东北沦陷后，1937年芦沟桥事变发生，中国一部分地区又相继沦陷为日本的殖民地。各沦陷区由于沦陷时间先后、长短不一，文学根基的深浅程度也有差异，又由于日本占领区的环境有所不同，因此，沦陷区文学的状况也显得十分复杂(东北沦陷区的文学另有专条，见该条)。

受沦陷区的历史和现状的影响，在上海、南京、北京沦陷区，文艺活动较为活跃。1940年间，上海《中华日报》副刊《文艺周报》和《华风》，南京《作家》等，为配合汪伪的“和平运动”，鼓吹“和平文学”。1941年，周作人等为适应日本文化侵略，在沦陷区推行“东亚文艺复兴”运动。此外，还成立了中日文化协会、兴亚文化协会、东亚联盟协会，以及华北作家协会、中国文艺协会等文化、文学组织。召开“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成立各种出版机构，刊印周作人、周佛海等人的著作。并举办各种征文评奖活动，以刺激汉奸文学的孳生。同时，言情、黑幕、武侠、侦探等脱离现实、格调低下的消闲文学，也顺势生长，充斥沦陷区文坛。

1937年至1939年间，虽然具有一定进步和爱国倾向的文学，也并没有完全消失，但整个沦陷区文学却处于低谷时期。在日本侵略者的文艺“扫荡”政策下，南京几乎成了没有文艺的城市，以文化城著称的上海敌占区，一时间也“万马齐喑”。北京虽有《朔风》、《辅仁文苑》等几个刊物，也是零零星星，极不景气。其它武汉、广州等城市也处于同样境况。

1940年至1944年，是沦陷区文坛开始活跃的时期。华北沦陷区一些作家提出重建文艺、改变文坛冷落局面的要求，文坛由此重新显出活力。文艺刊物和综合性刊物的数量明显增加，有《中国文艺》、《艺术与生活》、《国民杂志》等20余种。一些报纸也办起了文艺副刊。由于多数老作家离开北京，较为活跃的是一些年轻的新进作家。袁犀大都取材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生活，有小说集《森林的寂寞》、《泥沼》和长篇《贝壳》。梅娘擅长刻划知识妇女的形象，文笔流畅委婉，有中短篇小说《蟹》、《鱼》、《侏儒》等。还有关永吉的《秋初》、毕基初的《盔甲山》、肖艾的《萍絮集》等小说，也各有特色。此外，滞留北京的周作人写了不少闲适小品，其中有些作品在晦涩曲折的行文中，流露出难以明言的汉奸意识。这期间，曾发生关于乡土文学和色情文学的讨论或论争，对华北沦陷区文学的健康发展有一定的作用。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沦陷区文坛一度处于沉寂，1942年上半年逐步复苏，呈中兴气势。刊物增至25种左右，出现了由爱国的文学工作者创办的《万象》、《春秋》、《文艺春秋丛刊》、《小说月报》等刊物。作家队伍亦颇可观，有爱国作家柯灵、师陀、罗洪、杨绛、孔另境等，成长中的青年作家郑定文、何为、徐开垒、沈寂、吴岩等。还有恽逸群、王元化、越薪(束纫秋)等革命作家，冒着生命危险，以文学为武器进行战斗。新起女作家张爱玲，以沦陷前后的上海和香港的中上层社会生活为题材，写了《金锁记》、《倾城之恋》等小说，很引人注目。话剧创作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孔另境主编的《戏剧丛刊》，所辑50种剧作中，有于伶的《花溅泪》、袁俊的《富贵浮云》、李健吾的《云彩霞》、杨绛的《弄真成假》、师陀的《大马戏团》等优秀之作。其它如武汉沦陷区创办的《文艺生活》，也发表了一些比较健康而又意义的作品。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沦陷区文学景象又趋低落和荒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