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杂文集。鲁迅著。 上海合众书店1932年10月初版。本书收作者1930年至1931年所作杂文37篇，附《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译文一篇。出版不久即被国民党政府禁止，后由合众书店送交国民党图书审查机关审查，将删余的16篇，改题为《拾零集》，于1934年10月出版。这些文章收入本书前，多数曾在《萌芽》、《北斗》、《十字街头》、《文艺新闻》等报刊上发表。《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秘诀》和《〈野草〉英文译本序》在收入本书前，没有发表过。《上海文艺之一瞥》收集时作了一些改动。

鲁迅曾说，“我的文章，也许是《二心集》中比较锋利”(《书信·致萧军、萧红》)。《“友邦惊诧”论》(初载1931年12月25日《十字街头》第2期)揭露国民党当局对外投降、对内镇压的反动本质，谴责帝国主义阴谋瓜分中国的野心。《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初载1931年4月25日《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等杂文，愤怒声讨和控诉国民党反动派“围剿”革命文化、杀害左翼作家的法西斯暴行，揭露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戳穿“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真面目，现出其“泛起的沉滓”的丑恶本相。鲁迅告诫人们“要牢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历史的第一页，是同志的鲜血所记录，永远在显示敌人的卑劣的凶暴和启示我们的不断的斗争”(《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初载1930年3月上海《萌芽月刊》第1卷第3期)，《“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初载1930年5月1日《萌芽月刊》第1卷第5期)等文章里，鲁迅批判“新月”派的文艺观点，指出“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 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同时，鲁迅还总结了当时文艺斗争的经验，批判了文艺思想上“左”的倾向。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初载1930年4月1日《萌芽月刊》第1卷第4期)、《上海文艺之一瞥》、《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等文中，鲁迅在深刻透辟地分析现状的基础上，明确而具体地指出了“左联”的战斗任务和方向，“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战线应该扩大”，“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等等，这些对中国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发生过十分深远的影响。李长之认为，“《二心集》里的好文字实在多”，“似乎所有鲁迅这时的杂感，已不是用匕首，而是大炮了。 文字已脱却尖刻，变为倾注的光景，深厚得多了”(《鲁迅批判·鲁迅之杂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