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45——1105）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晚年又号涪翁，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年十七，随舅氏李公择学于淮南，以孙觉为师。治平四年进士及第，调汝州叶县尉。熙宁五年，除北京国子监教授。元丰元年，寄书苏轼并附所作《古风》诗二首，苏轼称赏之，声名始盛。三年，知吉州太和县，迁著作佐郎。四年，除集贤校理。七年，移监德州德平镇。哲宗即位，以秘书省校书郎召。元祐元年，除神宗实录检讨官。四年，为集贤校理。六年，实录成，擢起居舍人。八年，除秘书丞，兼国史编修官。绍圣初，哲宗亲政，出知宣州，改鄂州。章惇﹑蔡卞与其党论劾所编实录多诬枉。二年，贬涪州别驾，黔州安置。元符元年，移戎州。徽宗即位，起知太平州，至州九日而罢，提举玉隆观。与宰执赵挺之有隙，湖北转运判官承赵挺之风旨，指斥所作《荆南承天院记》为幸灾谤国，崇宁二年，除名，羁管宜州。四年，卒于贬所，年六十一。黄庭坚的文学创作受苏轼影响最巨，与张耒﹑晁补之﹑秦观同为“苏门四学士”。黄庭坚主张文章诗歌应当有其社会作用，认为“应规摹远大，必有为而后作”（《王定国文集序》），但他又不赞同苏轼那些嬉笑怒骂，敢于讥刺社会的文章，批评“东坡之文妙天下，其短在好骂，慎勿袭其轨也”（《答洪驹父书》）。他还认为诗歌“非强谏诤于庭，怨愤诟于道，怒邻骂座之为也”（《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因此在诗歌创作上特别追求艺术技巧的探寻，矢志在诗歌创作上独辟门径。他倡导诗学杜甫﹑文学韩愈，强调诗人应当博学，认为“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同时又提倡融汇古人成句入诗，“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答洪驹父书》）。他认为“诗意无穷，而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虽渊明﹑少陵不得工也”，因此他提出“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窥入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冷斋夜话》卷一），这一“脱胎换骨”法后来即成为江西诗派的创作纲领。黄庭坚一生非常推崇杜甫，尤其推崇杜甫诗歌忧国忧民的忠义之气，因此在他的诗歌中对当时的社会现实有较多反映，以诗歌表达对民间疾苦的同情，《流民叹》记述河北连续遭受灾害，百姓流离失所的悲惨情景，对执政者不能采取有效的措施提出批评：“祸灾流行固无时，尧汤水旱人不知。桓侯之疾初无证，扁鹊入秦始治病。”他关心国家的边备，对宋王朝弃地纳币，不修边备深感忧虑：“百年弃疆王自直，万金捐费物皆春。”（《和谢公定河朔漫成八首》）因此当友人出为边防重任的时候，他又以激情鼓励友人在边塞建功立业，像《送范德孺知庆州》﹑《次韵奉答吉邻机宜》诗，都具有这样鲜明的主题。他称赞王安石“真儒运斗枢”（《奉和王世弼寄上七兄先生用其韵》），称颂其新学“荆公六艺学，妙处端不朽。诸生用其短，颇复凿户牖”（《奉和文潜赠无咎》）。他甚至还提出了消弥党争的看法，“人材包新旧，王度济宽猛”（《次韵子由绩溪病起》）。这种包容豁达的态度都展现出他超迈的政治见识。但总的说来，上述作品在黄诗中所占比例甚小，他写得最多最好的还是一些写景﹑咏物﹑抒怀﹑酬唱﹑题画的诗篇。像抒发羁旅行役苦闷的《早行》﹑《冲雪宿新寨忽忽不乐》，表现洒脱襟怀的《登快阁》，怀念友朋的《寄黄几复》，怀念故园的《夏日梦伯兄寄江南》，描绘江南胜景的《雨中登岳阳望君山》，题杜甫画像的《老杜浣花溪图引》，无不笔酣墨畅，而又意境清远，情意真切，极富韵味。黄庭坚在艺术上取迳杜﹑韩，力避滑熟，而以生涩为特色，讲求点铁成金之法，擅长运用典故，所谓“用一事如军中之令，置一字如关门之键”（《跋高子勉诗》），这是他诗歌艺术风格的一大特色。像“山鸡照影空自爱，孤鸾舞镜不成双”（《睡鸭》），是点化徐陵《鸳鸯赋》的诗句，“公有胸中五色线，平生补衮用功深”（《再次韵四首》）是化用杜牧《郡斋独酌》诗的成句，从而造成自己独到的意境，收到了语简意工的效果。黄庭坚的诗歌刻意章法，语言奇警，“洗尽铅华，独标隽旨，凡风云月露与夫近香奁者，洗刷殆尽”（陈丰《辨疑》）。他喜欢用拗律险韵，以此来达到格韵高绝的效果。近体律诗中竟有近半数属于拗体，如《题落星寺》﹑《子瞻诗句妙一世乃云效庭坚体故次韵道之》等诗，元人孙瑞谓“有押韵险处，妙不可言”，并称“句法提一律，坚城受我降”的诗句，“奇健之气，拂拂意表”（《隐居通议》卷八引）。其诗歌字锻句琢，故多精警之句，“翩翩佳公子，为政一窗碧”（《咏竹》），“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寄黄几复》），“桃叶柳花明晓市，荻芽蒲笋上春洲”（《次韵盖郎中率郭郎中休官》），“旅床争席方归去，秋水粘天不自多”（《赠陈师道》），都是诗眼灵动，字字传神的名句。黄庭坚在诗歌创作上追求新奇，成为其诗歌的显著特色，但讲求过度也成了他诗歌的阙失，宋人张嵲云：“其古律诗酷学少陵，雄健太过，遂流而入于险怪。要其病在太著意，欲道古今人所未道语尔。”（《永乐大典》卷二二五三七引《黄庭坚豫章集序》）不过，这些缺失仅仅是黄庭坚诗中的微瑕，他的大量诗歌历来为人所盛赞，具有很大的影响，后人尊奉其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一，直至清代仍有不少学习继承其创作手法的诗人。黄庭坚的散文在当时也为人所重。他曾经教人以文章之法：“文章好奇，自是一病。学作议论文字，须取苏明允文字观之，并熟看董﹑贾诸文。”（《扪虱新话》上集卷一）黄庭坚长于辞赋，如《悼往赋》﹑《休亭赋》﹑《苏李画枯木道士赋》﹑《墨竹赋》，均学《楚辞》而得其妙（《文章精义》）。他的各体文章成就不一，南宋杨万里极为推崇黄庭坚小简，有“本朝唯山谷一人”之誉（《怀古录》卷下）；明人何良俊也认为其小文甚佳，往往蕴藉有理趣，举其《赵安国字序》﹑《杨概字序》﹑《王定国文集序》﹑《小山集序》﹑《忠州复古记》等篇，推为奇作（《四友斋丛说》卷二三）。他的散文也有过分求奇求巧的毛病，因此朱熹批评他“一向求巧，反累正气”（《朱子语类》卷一三九）。在宋代即有人将黄庭坚词与秦观并称，有“秦七黄九”之誉（《后山诗话》），但是黄词的成就实不如秦。他早年的部分作品接近柳永，多写艳情，甚至流于猥亵，由此遭到友人警告，说他“以笔墨劝淫”，当下“犁舌之狱”（黄庭坚《小山集序》）。他有一些词杂用怪字俚语，字面生涩，像《鼓笛令》﹑《归田乐令》﹑《望远行》诸词，被后世词评家斥为“古人粗率处，遗误后学非浅”（《左庵词话》卷上）。然其多数词仍以清新洒脱见长，时有豪迈气象，故四库馆臣称其“佳者则妙脱蹊径，迥出慧心”（卷一九八）。如《念奴娇》（断虹霁雨）﹑《定风波》（万里黔中一漏天）均为贬官时所作，既有傲兀不羁的性格，又有随遇而安的旷达情怀。《浣溪沙》（新妇矶头眉黛愁）描写山光水色，以人喻物，更是“有声有色，有情有态，笔笔清奇”（《蓼园词选》）。至于“春未透，花枝瘦，正是愁时候”（《蓦山溪》），“风前横笛斜吹雨，醉里簪花倒著冠”（《鹧鸪天》），“山泼墨，水挼蓝，翠相搀”（《诉衷情》），“落日塞垣路，风劲戛貂裘”（《水调歌头》），写景抒情，或清隽秀丽，或气势豪壮，极为时人称赏。黄庭坚还工书法，兼擅行﹑草，遒劲清瘦，纵横奇倔，而又不失轨度，为北宋书法四大家之一。黄庭坚的文集在宋代几经编纂刊印，由洪炎编为《豫章黄先生文集》三十卷﹑李彤编为《外集》十四卷﹑黄㽦编为《别集》二十卷，又有《简尺》二卷﹑词一卷（《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宋史·艺文志》七）。现存残宋本﹑元刊本﹑明弘治叶天爵刻嘉靖六年重修本﹑明万历三十二年刊本﹑乾隆三十一年缉香堂刊本﹑《四库全书》本等。文集重要笺注本有南宋任渊《黄太史精华录》八卷，含诗赋铭赞六卷﹑杂文二卷，现存明刊本。诗集重要笺注本有任渊《山谷内集诗注》二十卷﹑史容《外集诗注》十七卷﹑史季温《别集诗注》二卷，现存宋绍定五年刊本（残卷）﹑元刊本﹑明刻本﹑清乾隆间谢启昆校刊本﹑《四库全书》本﹑日本翻刻宋刊本等。黄庭坚的词在宋代时已有《山谷词》一卷流行（《直斋书录解题》卷二一），别称《豫章黄先生词》或《山谷琴趣外编》，现存黄丕烈校宋本﹑明嘉靖刻本﹑毛晋汲古阁刊本﹑《四库全书》本。今人整理本有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刘琳等校点的《黄庭坚全集》，中华书局2003年出版刘尚荣校点的《黄庭坚诗集注》。《全宋词》第一册收其词近一百九十首，《全宋词补辑》录其词二首。《全宋诗》卷九七九至一○二八录其诗四十九卷。《全宋文》卷二二七五至二三三七收其文六十三卷。事迹见《宋史》卷四四四本传。宋黄㽦编有《山谷先生年谱》三十卷﹑任渊编有《山谷年谱》一卷﹑明陈以志编有《重刻山谷先生年谱》十四卷。（曾枣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