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氏籍里及生平不详）明人所作百回本白话长篇小说《金瓶梅》传世最早刊本为《新刻金瓶梅词话》，约刻于万历末至天启年间。其卷首“欣欣子序”云：“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金瓶梅》初刻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然刻本出现前涉及抄本之各种文献均未提及作者，或仅记作者之传闻，如袁宏道万历二十四年致董其昌信云：“《金瓶梅》由何而来？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后段在何处？抄竟当于何处倒换？幸一得示。”（《锦帆集》卷四）万历三十六年屠本畯记云：“《金瓶梅》流传海内甚少，书帙与《水浒传》相埓。相传嘉靖时，有人为陆都督炳诬奏，朝廷籍其家，其人沉冤，托之《金瓶梅》。”（《山林经济籍》卷八）万历四十年袁小修记云：“旧时京师有一西门千户，延一绍兴老儒于家。老儒无事，逐日记其家淫荡风月之事，以西门庆影其主人，以余影其诸姬。”（《游居杮录》卷九）万历四十四年谢肇淛记云：“《金瓶梅》一书，不著作者名代。相传永陵中有金吾戚里，凭怙奢汰，淫纵无度，而其门客病之，采摭日逐行事，汇以成编，而托之西门庆也。”（《小草斋文集·金瓶梅跋》）故欣欣子序所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或出于假托，非实指也。惟此序见于早期刊本，后世遂将“兰陵笑笑生”作为《金瓶梅》作者之代称。《新刻金瓶梅词话》之“廿公跋”云“《金瓶梅传》为世庙时一巨公寓言，盖有所刺也”。《万历野获编》卷二五又云“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指斥时事”。故清康熙十二年（1673）宋起凤《稗说》据之推测《金瓶梅》系王世贞所作，谢颐为康熙三十四年刊《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作序，亦取此说，有人又据之编造王世贞撰此书以报父仇故事，实不可信也。清代笔记还有臆测李卓吾﹑薛应旂﹑赵南星﹑卢楠等为《金瓶梅》之作者者，近世以来更陆续有人提出嘉﹑万时数十人为《金瓶梅》作者之选，均无确证，未可信实。《金瓶梅》为中国古代第一部摆脱“世代累积”成书方式而由作家独立创作之白话长篇小说。作者从当时广泛流传之《水浒传》中移借来武松一段作为嫁接其小说故事之“砧木”，实际上完全改造了原来故事之英雄传奇性质。其假托宋代，所再现者实为当代之现实生活。其中对商人西门庆经商致富至最终败亡之过程，包括资金﹑商业经营方式﹑经营商品种类以及利润支配等都有详细叙述，对西门庆之家庭生活，包括夫妻﹑妻妾﹑主奴之间种种矛盾争斗以及饮食穿戴﹑起居游乐等生活现象亦一一加以镂写，并进一步通过这个家庭成员之种种活动将读者引入当时广阔社会生活中，广视角﹑多侧面地描画出当时城市生活之“全部风貌”，实可称为中国晚明时期之“社会风俗史”。创作上，《金瓶梅》作者努力摆脱历来长篇小说对“史”之依附，摒弃主观﹑幻象之描写，用写实方法再现普通人之现实生活，不仅把小说题材扩大到生活一切范围，也使作品之形象﹑内容更切近客观实际，观照人生更准确，更深入，从而使中国古代白话小说艺术深化和精微化，即由“市人小说”﹑“史诗小说”进入到“作家小说”﹑“写实小说”之时代。在这个意义上，《金瓶梅》作者无疑是中国古代一位极富创造力之小说家。但《金瓶梅》所描写之社会生活内容历来为论者所诟病，作者之创作动机也为人们所怀疑。其实，《金瓶梅》之所以表现出与传统中国文学不同之品貌，原因既有其所记录之时代社会生活之特殊性，也与作者对现实生活之认识和态度有关。晚明社会之突出特点是商业空前繁荣，城市商业中心色彩大大增强，不仅引起消费生活更新，也迅速使人情风貌改观。晚明城市风尚表现在物质生活上是去朴尚华，文艺等精神生活上是异调新声，对礼制严格约束下中国古代社会拘谨﹑守成﹑俭约之刻板生活方式形成巨大冲击。风尚所及，社会心理自然发生变化，晚明时代，人们之价值取向﹑道德意识和审美情趣都表现出对传统观念之背离。据实而言，《金瓶梅》作者不过是一个为晚明带有新色素之城市生活所振奋，受当时社会新思潮所感染，并善于体验和描摹生活之小说家，并不具备思想家和艺术理论家之气质。这就是为什么他一方面对“财色”表现出浓厚兴趣，热情渲染物欲和情欲，另一方面，又时刻不忘对这一切进行并非不严厉之宗教论证﹑道德说教。说明其内心实际充满矛盾。《金瓶梅》一书充溢着㳽漫于晚明社会之“市井气息”，是当时城市文化变异导致文学审美内容从理性﹑古典转向感性﹑现实之历史趋向之产物。正因为如此，《金瓶梅》向我们自证了其作者之社会地位﹑阅历和学养：《金瓶梅》全书随时穿插各种时令小曲﹑杂剧﹑传奇﹑宝卷及话本等现成材料，这些正是当时市井文化生活主要食粮，作者对此十分熟悉，然而作品中作者自己创作之诗词若按传统标准看几乎无一佳作，说明作者对上层文学之诗词歌赋尚有隔膜。《金瓶梅》所写人物重要者有数十，但其中塑造神灵活现﹑栩栩如生者主要是市井人物，商人﹑伙计﹑荡妇﹑帮闲﹑妓女，很多达到了传神摹影﹑追魂摄魄之境界，而对权相﹑太尉﹑巡按﹑状元﹑御史等，则大都写得比较概念和平板。比较起来，作者写妻妾斗气﹑帮闲凑趣和市井混骂等事件和场面十分得心应手，而对朝拜皇帝﹑谒见宰相以及宴请太尉之类场面则写得比较空泛。因此，就直观感觉来说，写出《金瓶梅》之人，不大可能是传统诗文功底深厚并足登仕途之大名士﹑大官僚，其或许是一位沉沦于社会下层，而又和社会上层保存着某种联系之失意士子，生活在市井，加上有闲，能深切感受到当时社会生活﹑城市风尚﹑社会心理之变化，应该是其创作《金瓶梅》之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