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后期影响最大的词学流派。产生于乾、嘉之交，流绪直至清末民初，统治词坛达一百多年。因开派理论家张惠言、周济和前期代表作家张琦、黄景仁、左辅、恽敬、钱季重、李兆洛、丁履恒、陆继辂等都是常州人，故名“常州派”。

清词发展到乾、嘉年间，阳羡派与浙西派相继衰落。词坛上充斥着“揣摩床笫，污秽中沟”的“淫词”，“诙嘲则俳优之末流，叫啸则市侩之盛气”的“鄙词”和“规模物类，依托歌舞”，“义不出乎花鸟，理不外乎酬应”的“游词”(金应珪《词选后序》)，形式主义十分盛行。张惠言以虞氏易象学中的方法论为指导，以儒家“忠爱悱恻、不淫不伤”(张尔田《彊村遗书序》)的诗教宗旨为原则，以词的意格为中心，提出“意内而言外谓之词”的观点和“尊词体”、“崇比兴”、“区正变”等主张，希望从思想内容上对词进行革新，挽救每况愈下的词风。但是，他仅把词表达的内容狭窄地理解为“感士不遇”与“忠爱之忱”，忽视了词与现实生活、时代内容的广泛联系。而其比兴寄托的观点，由于受其易学方法论的局限，又存在着将情与物、象与易简单类比的倾向，因而在解释前人词作时，往往过分注重“义有幽隐”，“并为指发”，而流于穿凿附会。此外，他还表现出重婉约、轻豪放；重雅正、轻俚俗的倾向，与浙西派清醇雅正的正统词学观念有相同之处。

嘉、道年间，周济“推明张氏之旨而广大之”(谭献《箧中词》)，成为常州派的理论中坚。他突出张惠言关于词“意”的狭窄内容，认为“感慨所寄，不过盛衰：或绸缪未雨，或太息厝薪，或己饥己溺，或独清独醒，随其人之性情、学问、境地，莫不有由衷之言。见事多，识理透，可为后人论世之资。诗有史，词亦有史，庶几自树一帜矣”(《介存斋论词杂著》)。主张词应该抒写与时代盛衰息息相关的政治感慨，表现“故国之思”、“黍离、麦秀之感”，发挥“论世”作用，成为反映社会政治内容的“词史”。周济还从审美规律出发提出“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宋四家词选目录序》)的观点，矫正了张惠言从传统经学与诗教立场阐发“比兴寄托”的弊陋，把深奥的思想立意与出神入化、不著痕迹的艺术表达结合起来。从“寄托入”到“寄托出”，或从“有寄托”到“无寄托”的过程，正是词人“万感毕集，五中无主”的情感，通过“驱心若游丝之罥飞英，含毫如运斤之斲蝇翼”的艺术构思，物化为“铺叙平淡，摹缋浅近”的审美形象的创作过程，由此，周济推重周邦彦、辛弃疾、王沂孙、吴文英四家词，指出一条“问涂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的作词门径。

常州词派的产生是清代中叶社会矛盾尖锐、社会危机将至的反映。张惠言与周济，从个人怀才不遇的遭遇出发，对社会的危机有敏感的体验，他们的词论虽受儒学正统思想局限，却代表了地主阶级中下层有识之士要求社会改革、振救衰亡的思想感情与政治意识。这一传统在鸦片战争后的晚清词坛表现得更为突出。同治、光绪年间的谭献、庄棫、陈廷焯、冯煦和清末民初的王鹏运、郑文焯、况周颐、朱祖谋等人，均能在时代的内忧外患之中继承常州词学，他们阐扬张、周的宗风，折衷其他流派，以文学发展的眼光，推本溯源，在对常州词学理论的系统总结中，贯穿了该派特有的社会危机意识。其中陈廷焯的“沈郁柔厚”说(《白雨斋词话》)，况周颐的“词境”、“词心”、“词骨”(《蕙风词话》)理论，都较深刻地揭示了词学与美学、词学与时代的双重关系。此外，常州后学们很重视词学的收集、整理与研究工作，谭献编《箧中词》、冯煦编《宋六十一家词选》、朱祖谋编《彊村丛书》，为词学遗产的保留、整理作出了卓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