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论争。30年代初，在杂文创作呈现兴盛局面的同时，文坛上展开了一场关于杂文价值问题的讨论。林希隽发表《杂文与杂文家》、《文章的商品化》等文，认为杂文“决不能与小说、戏剧并日而语”，杂文的兴盛是“畸形的发展”，是“一种恶劣的倾向”。施蛰存发表《伏而泰》一文，认为杂文“有宣传作用”，却缺乏传世的“文艺价值”。杜衡的《文坛的骂风》认为，杂文的兴盛实是“骂风四起”，“是不可收拾的局势”。针对这些诋毁杂文价值的言论，许多左翼作家纷纷撰文予以辩驳。聂绀弩作《谈杂文》一文，指出杂文的兴盛有“确凿的社会根据”，它是从作者的“刻苦艰辛中产生出来的”。先河(何家槐)发表《所谓杂文问题》，驳斥林希隽否认杂文价值的论点。周木斋先后写了《杂文的文艺价值》、《如此这般》等文，批评施蛰存等人的观点。鲁迅在这场讨论中，发表了《商贾的批评》、《做杂文也不易》等文，强调杂文创作“和人生有关”，“也不十分容易做”，是一个“严肃的工作”。他并且以当时大量的高质量杂文作品，证明杂文应“归入高尚的文学的楼台”，占有自己的重要地位。这场讨论，促进了杂文创作及其理论探索的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