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论争。1917年至1919年间，林纾(字琴南)先后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五四”新文学运动进行诅咒和攻击。刊于1919年3月18 日《公言报》的《致蔡鹤卿书》即为其中之一。这封写给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字鹤卿)的长信，指斥“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为“覆孔孟，铲伦常”。攻击白话文不过是“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反对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还要求蔡元培采取行政手段，在北大内压制新文学思潮。同月21日，《北京大学日刊》转载此信，并发表了蔡元培的《答林君琴南函》。蔡元培在答辩信中，一方面申明北大并无覆孔孟、铲伦常之说，而提倡白话文的人均“博极群书”，“能作古文”，“文笔之古奥非浅学者所能解”；一方面又公开宣称，在北大，“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林纾和蔡元培的论争，引起现代文坛的关注。陈独秀署名只眼，在《每周评论》连续发表了《林纾的留声机器》、《婢学夫人》、《林琴南很可佩服》等文，《每周评论》还先后刊出渊泉的《警告守旧党》、仪湖的《林蔡平议》，遗生的《规劝林琴南先生》等文，均对林纾的复古言行进行了指责。鲁迅在《新青年》发表《随感录五十七·现在的屠杀者》一文，指出林纾反对新文学运动、反对白话文，不过是逆时代潮流而动的“现在的屠杀者”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