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史籍。又称《春秋左氏传》或《左氏春秋》，省称《左传》。相传为春秋时鲁人左丘明撰。左丘明，姓左，一说复姓左丘，《汉书·艺文志》谓其与孔子共观鲁史记，孔子作《春秋》，左丘明遂论本事而为之作传。《春秋》、《左传》原分2书，至晋杜预始附《左传》于《春秋》，遂与《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今人多认为《左传》是一部独立于《春秋》的史学著作，全书以《春秋》为纲，并仿其体例，按鲁君十二公的次序，记载了自公元前722年(鲁隐公元年)至前468年(鲁哀公二十七年)间的历史，共60卷，18万多字。是我国古代最早而又详细完备、叙事生动的编年史，同时也是文学成就很高的历史散文著作。

《左传》的文学性首先在于其高超的叙事技巧。无论是头绪纷繁的复杂事件，还是密室谋划的小小场面，都能写得曲尽其致，生动传神。如鲁昭公元年“楚公子围设服离卫”一节。楚公子围在诸国使节面前“设服”(穿着君王的衣服)、“离卫”(陈列具有君王规格的仪仗)，引起诸国使节的围观和议论。有些表面上对公子围的服饰加以赞美，骨子里是讽刺讥笑，对他的僭妄作法表示不满；有些则表示不加评论，持中立态度；而楚国副使伯州犁则加以辩护，又引来纷纷攻击。文章参差有致地记述了十数人七嘴八舌的议论对话，各人的声口语气犹如耳闻，达到了维妙维肖、随物赋形的程度。

《左传》尤善于叙写战争。秦晋殽之战、晋楚邲之战等，都是最出色的篇章。又如晋楚城濮之战，也写得极具特色。文章先以大量笔墨铺叙2国战前情势，写楚将子玉“刚而无礼”，以鞭人贯耳的惩罚手段训练士卒；而以晋主将郤穀好礼乐、敦诗书，君臣教民以礼、义、信、让为对照；又记晋方的外交活动，离间曹、卫，把宋、齐、秦3国拉到自己一边，又拘楚使宛春以激怒楚国，使其急于求战。然后写子玉挑战，语气骄矜轻率，而以晋文公谦挹谨恭的答辞为对照。至此，两国的大战已拉开帷幕。然而文章至此又腾出一笔，写晋文公登高观师，见“少长有礼”而曰可战。接着写两国正面交锋，以短短数十百字交代了过程和结果，曰“楚师败绩”。最后记述晋方胜后献俘于周襄王和襄王对晋文公的赏赐策命，表明战争的影响。

作者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是一有机构成，其中民心的支持和将士的素质最为重要，故详写两国战前的情势，尤其强调双方在这些方面的对比，从而双方的胜败之征已昭然若揭，而战役的过程已无细叙之必要。且古代战场的实际交锋较为简单，如写得过多，易产生单调雷同之弊。最后写战争的影响，使整个叙述十分完整而又详略得当。

《左传》的文学性还表现在它的应对辞令方面。春秋各国互派使节，频繁往来，外交辞令特别发达。书中如僖公二十六年“展喜犒齐师”、僖公三十年“烛之武退秦师”、成公三年“知䓨对楚王问”等部分，所记辞令莫不委婉有致，曲尽其意，读之使人不忍释卷。《左传》在遣词造句上也达到很高成就，刘熙载即谓“若论字句之精严，则左公尤推独步”(《艺概》)，如“多行不义必自毙”、“不顾而唾”、“室如悬磬，野无青草”等语，莫不脍炙人口，有些则成为后世熟语。

在文学批评上，《左传》是“诗本事”批评方法的滥觞。如隐公三年“卫人所赋《硕人》”节，记述了《硕人》一诗所由作的事实背景，对理解该诗提供了客观依据。这一依本事解诗的方法对中国文学批评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导致了《本事诗》、《唐诗纪事》一类书的产生。

《左传》的注本，以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最通行。今人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亦很实用，沈玉成据杨氏注本作《左传译文》，值得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