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杂文集。鲁迅著。北京未名社1927年3月初版，1929年3月第二次印刷时曾经作者校订，第四次印刷改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收作者1907年至1925年所作论文和杂文23篇。在《写在<坟>后面》中，鲁迅提到“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把杂文集题名为《坟》，“一面是埋藏，一面也是留恋”。

《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4篇用文言写成，1907年至1908年发表于留日学生的刊物《河南》。鲁迅以科学、民主为武器，批判了封建洋务派和资产阶级改良派，并通过对欧洲文学史上“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诗人的介绍，论述了这些“精神界之战士”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在随笔体杂文《我之节烈观》(初载1918年8月北京《新青年》月刊第5卷第2号)和《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初载1919年11月《新青年》月刊第6卷第6号)中，鲁迅从历史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批判封建贞节和孝道观念，论述妇女和青少年的解放问题，显示了鲁迅杂文特有的历史广度、思想深度和艺术高度。《灯下漫笔》、《春末闲谈》、《看镜有感》等文，揭露了中国传统文明的“吃人”本质，指出所谓中国的文明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而中国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初载1926年1月10 日《莽原》半月刊第1期)是鲁迅的一篇重要杂文，它是作者“见了我的同辈和比我年幼的青年们的血而写的”，提出了著名的“痛打落水狗”的彻底革命原则。

巴人认为，鲁迅的初期杂文，是明白，拙直，锋利而轻快的，是说理性较为浓厚的。“而像《娜拉走后怎样》，《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则完全以论文形式出之了。但他的论文，是没有一般所谓理论架子的：分章别节，提纲挈要，而仅如数家珍似的缕缕申述而已”(《论鲁迅的杂文·鲁迅杂文的形式与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