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理论术语。明清时代，一部分富于反叛精神的诗论家，突出地标举“性灵”，形成了具有重要影响的“性灵”说。“性灵”说的核心，就是要求诗歌直率地表现诗人的真情实感。在文艺思想史上，强调诗歌抒情特征的一派见解本是古已有之，并且与儒家正统诗论发生过多次冲突。明清时的“性灵”说，既是对传统的继承，更是封建制度趋向没落，资本主义开始萌芽的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它的崛起，曾受到以李贽为代表的反理学新思潮的显著影响。在明代后期，对“性灵”说倡导最力的，是公安派的袁宗道、袁宏道和袁中道3兄弟。他们针对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主义，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主张“率性所行”，“任性而发”，“信心而出，信口而谈”，认为“独出性灵者为真诗”。到清代前期，袁枚重新高张“性灵”之说，使其成为了乾、嘉诗坛上与沈德潜“格调”说和翁方纲“肌理”说相抗衡的重要诗论派别。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讲：“诗者，人之性情也。”“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他又讲：“诗难其真也，有性情而后真。”“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重“性灵”，与儒家的诗教是尖锐对立的；讲究温柔敦厚，必然会扼杀人的真实情感。因此，袁枚公开讲：“孔子论诗，可信者，兴、观、群、怨也；不可信者，温柔敦厚也。”(《再答李少鹤书》)重“性灵”，与复古的倾向也是不相容的；一味追摹古人，必然会丧失自身的性灵。因此，袁枚认为：“诗有工拙，而无古今。”(《答沈大宗伯论诗书》)“诗者，各人之性情耳，与唐宋无与也。”(《答施兰坨论诗书》)总之，袁枚从表现“性灵”的前提出发，特别强调诗歌创作要真、要活、要新。“性灵”说对封建正统文学观念形成了有力的冲击，无疑有其进步的意义，但它也确实存在着忽视社会现实的严重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