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大事。1954年4月16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其他有关领导人写了一封《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指出：“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于是在文艺界、哲学界、历史学界以及整个学术界展开了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从10月31日至12月8日，联合召开了8次扩大会议，对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错误观点以及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进行了批判，并就《文艺报》关于《红楼梦》研究以及编辑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检查。郭沫若在11月9日发表了谈话，阐述了这次斗争的目标、任务和意义。在12月8日会议上，郭沫若又作了题为《三点建议》的发言，指出“这一次的讨论是富有教育意义的，是马克思主义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严肃的思想斗争，是思想改造的自我教育的继续开展，是适应当前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的文化动员”。并提出了3点意见：“第一、我们应该坚决地展开对于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思想斗争；第二、我们应该广泛地展开学术上的自由讨论，提倡建设性的批评；第三、我们应该加紧扶植新生力量。”周扬在12月8日会议上作了题为《我们必须战斗》的发言，指出：“中国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人物当然不只胡适一人，但他却是中国资产阶级思想的最主要的、集中的代表者。他涉猎的方面包括文学、哲学、历史、语言各个方面。而他从美国资产阶级贩来的唯心论实用主义哲学则是他的思想的根本。……全面地、彻底地揭露和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的唯心论，就是当前马克思主义者十分重要的战斗的任务。只有经过这种批判工作，才能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学术界树立真正领导的地位。”嗣后，《文艺报》1955年1—2号发表了刘授松的《批判胡适在“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中的改良主义思想》和钟敬文的《批判胡适在民间文学研究上的观点和方法》两篇文章，第5号发表了俞平伯的《坚决与反动的胡适思想划清界限》的初步检查，第6号发表了王瑶的《批判胡适的反动文学思想——形式主义与自然主义》的文章。这次批判运动一直持续到1955年5月份。